上编 以色列移民的由来与基本构成

第一章 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早期犹太移民

第一节 返乡复国情结与移民行为的文化根源

犹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移民民族，几乎从诞生开始起，就处于不停地迁徙和流动之中。由于长期生活在流散状态，犹太民族形成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流动性，迁移和再迁移成为民族生活的常态。犹太人诞生的迦南地区，自古以来即是众多文明（埃及、两河、希腊、腓尼基、叙利亚等）交会的要冲；大流散开始后，犹太人通常选择在国际商业要道（例如城市或港口等集散地）定居，他们的中介地位使之成为沟通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桥梁。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写道：“散居带给犹太人的全球化思想使他们成为这一概念的先驱者。对于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来说，世界就是他们的家园。地域越是广阔，机会也就越多。”[1]

虽然犹太人长期处于流散状态，但他们对于以色列故土具有无比强烈的依恋之情，这种精神联系成为犹太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因素之一。在犹太传统中，把犹太个体或集体从流散地返回以色列故土的行为称为“阿里亚”（Aliyah，意为“上升”），该词源自《希伯来圣经》；那些从事这种移民行为的人被称为“奥莱”，该词在《希伯来圣经》中指称从埃及返回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2]，巴比伦之囚后该词又被用来指称那些从巴比伦囚居地返回者[3]。“阿里亚”转义指犹太人从流散地回到以色列地的过程。这种“上升”不仅是身体上的（耶路撒冷地势相对于巴勒斯坦沿海城市海拔较高），也是精神上的，返回故土寓意在精神层面得到了升华。而主动离开故土的行为被斥为“耶里达”（Yerida，意为“下降”），这种隐喻充分体现了故土对于犹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象征意义。

从犹太启蒙运动开始，一些主张积极融入主体社会的犹太人抛弃了许多传统观念，包括阿里亚，认为它与流散地的现代生活不相兼容，并且容易使犹太人陷入“双重忠诚”的指控。然而，随着“犹太人问题”在19世纪欧洲的猛烈发展，现代反犹主义给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带来了根本性的否定。在此情况下，在巴勒斯坦故土建立民族家园的行为被视为解决犹太人在欧洲受到广泛迫害的解决方案。为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的现代法律尝试始于1839年，当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向统治巴勒斯坦的埃及总督申请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家园。[4]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上半叶，欧美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不少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的观念，并进入公众话语，成为支持犹太人返乡复国的重要声音。在沙夫茨伯里勋爵的推动下，英国1838年在耶路撒冷设立了领事馆，也是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外交机构。1840年8月，《泰晤士报》报道了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帮助犹太人返回故土的问题。1841—1842 年英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摩西·蒙蒂菲奥里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理·亨利·丘吉尔（Charles Henry Churchill）之间的一系列通信被视为支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首批文件。[5]实际上，这些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教福音派思想的影响，在英美接受教育的上层人士中形成了有利于唤起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局面，同时希望借机扩展帝国的版图。

到19 世纪末，以重建犹太国家为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将犹太人返回故土的移民行为发展为一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犹太人返回其故土的政治运动，其名称来自“锡安”（Zion）一词，该词传统上指代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为了回应东欧地区犹太人遭受的持续迫害和西欧犹太人对解放的幻灭，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从19世纪末起大批犹太人开始移居巴勒斯坦。这批现代移民定居活动深刻塑造了犹太历史和巴勒斯坦历史。犹太复国主义把民族的维度加入原本只有宗教内涵的阿里亚行为，阿里亚被视为不仅是一种精神升华，而且是加入以色列民族集体并愿意为之奉献和付出的行为。亚历克斯·维恩格罗德写道：“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移民源自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因此，在追寻这个犹太国家的现代起源时必须从19世纪末说起。”[6]不同于传统的宗教观念，犹太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点燃了阿里亚的概念。

通过移民在圣地增加犹太人口，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之一。源源不断的犹太人口拥入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在当地的规模不断壮大，借助委任统治的外部势力的支持，以及有利的国际条件，犹太移民活动最终汇聚为独立建国的巨大洪流，成为以色列国在1948年建立的坚实人力资源。这种移民活动的成功开展得益于下列因素：首先，犹太人与其历史故土的悠久联系和情感依恋，使得返乡复国成为民族动员的最强大力量，巴勒斯坦故土是犹太移民返回故土的最大拉力因素；其次，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极端苦难尤其是现代反犹主义前所未有的压力，成为犹太人移民的强大推力因素；再次，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活动家认为返回故土的移民行为是应对困扰已久的“犹太人问题”唯一彻底和根本的解决办法，它也是犹太民族意识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