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历史与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回顾

本部分作者系蒲小平，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章内容见蒲小平《“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成就及时代内涵》，《国际论坛》2023年第3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21世纪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参与的新型国际合作平台，其内在理念源于“丝绸之路”平等互利、友好往来、文明互鉴的历史传统，是“改革开放”精神与区域协调发展等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全球发展的大国责任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合作平台不断发展壮大，合作内容逐步优化升级，合作形式持续推陈出新，已成为深受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与广泛参与的全球发展平台。

（一）“一带一路”倡议缘起背景与目标诉求

“一带一路”倡议借鉴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与互通意义，是由中国发起、世界响应、各国共同智慧的结晶与集体共识的产物。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世界格局日益复杂化的当今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在传承“丝绸之路”平等互利、友好往来、文明互鉴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了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共同需求，重塑“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互学互鉴”的当代“丝绸之路”精神。

1.源于友好往来的历史传承与互利共荣的丝路精神

“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丝绸之路”一词源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他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首次使用“马利奴斯的丝绸之路”一词。尽管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线路与实际走向并不符合，但这一概念迅速被东西方学者所接受，用来代指古代东西方交流的陆路要道。[1]

历史上存在多条“丝绸之路”——有从河西走廊途经塔里木盆地前往中亚河中地区的“西北丝绸之路”；有从蒙古草原途经哈萨克草原通往俄罗斯的“草原丝绸之路”；有从蜀地和东南亚进入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也有穿越两洋连接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从广义角度讲，作为古代不同文明之间联系的纽带，“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欧亚非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的交通路网的统称。

两千余年来，以“丝绸之路”为载体，实现了各地的文化、技术、商业贸易、宗教知识相互传播、学习、借鉴和融合，实现了中国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及欧洲文明的交流互鉴。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丝绸之路曾经为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2]从其影响来看，“丝绸之路”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和东西文明的桥梁，[3]对于近现代世界格局与全球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角度看，“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象征，它不仅承担了早期商品的交换职能，形成了各方互利共赢的局面，更创造了和平、友谊、交往、繁荣的文化符号。

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借以表达和传递出对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等国际交往价值的追求。在“一带一路”倡议实践过程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4]中外共建模式旨在打破文明冲突和文化隔离的藩篱，重现古代丝路沿线各地区、各民族平等往来、互利共赢、繁荣和谐的景象。

2.基于改革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总结

“一带一路”倡议的缘起不仅承续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的文化积淀，更充分吸取了改革开放、“走出去”与“西部大开发”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进入21世纪，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综合国力逐渐提升，中国企业、人才、商品、服务、资金、技术、货币等不断走出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坚持并扩大对外开放理念是中国长期以来贯彻落实的基本国策。[5]习近平主席在中亚访问期间强调：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五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6]从改革开放到“走出去”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基础上，积极主动打造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的更新、升级、制度化和系统化。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合作倡议，串联起这些发展水平各异、发展程度不一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协调地区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的差异，中国东西部发展极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过度依赖出口，造成能源、资源、商品进出口以及产品供应链均受制于海洋霸权国家。在海权国家控制下的运输通道、外贸政策、安全战略的调整都会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因为地理区位、交通设施和市场资金的约束，长期以来发展较为落后。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协调东西部均衡发展。通过一系列海陆开放并举的措施，全面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时为东部地区打开了新的发展格局。从全球发展指数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呈现的南北差距与中国东西部地区情况类似。在全球化时代，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长期受限于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和资金技术，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共建国家开放、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本土化、商品流动自由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改革国际经济体系、重构全球经贸格局提供了可行路径。

3.出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发展的大国责任担当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些年来，世界各国围绕发展、安全、环境、地区等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与“脱钩”现象凸显、民粹主义思潮回流、新冷战思维重现、地区冲突加剧，导致全球治理赤字高企，各国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能否持续的忧虑上升。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强调权力博弈与国际斗争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显然无法适应。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塑造民主、公正、普惠的国际秩序，促进开放、包容、互惠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共商、共建、共享”既是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倡议包容众多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体制差异和文化习俗各异的共建国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行为体，连接跨区域、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倡议肩负起构建多元协商的国际合作机制、公平公正的经济秩序的使命，贯彻落实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致力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维护世界发展的大国担当。

（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展与合作成果

对于如何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拓展国际合作，防范各类风险，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投入效益、供给质量、发展韧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7]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纠正全球发展失序、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通过不断突破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在民生领域的合作成果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平台不断发展壮大。从“五通”实施指数来看，在政策沟通层面，截至2023年8月，中国已同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与32个伙伴国家签署经营者（AEO）互认协议。在设施联通层面，中巴经济走廊公路、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汉班托塔港、印尼雅万高铁、肯尼亚蒙内铁路、中国老挝铁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治理工程等基础设施工程相继启动或运营。在海运方向上，截至2022年，中国企业参与了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经营。[9]国际陆运线路开通356条，国际航线新增403条，每周约4500个航班直航43个共建国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7万列，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196个城市，助力交通互通。在贸易畅通层面，2013年至2022年8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高达12万亿美元。[10]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32.9%，同比提升3.2个百分点，较2013年提升7.9个百分点。在资金融通层面，共建国家间双向投资金额不断攀升，涵盖行业全面拓展。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7.7%，达到1410.5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华实际投资增长7.2%，达到891.5亿元人民币，有力助推双方经济增长。在民心相通层面，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累计投资3979亿元人民币；中巴经济走廊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达到了31个。[11]开设23个鲁班工坊，培养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前沿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了与合作国家人文交流。[12]经过十年的经营，“一带一路”已成为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式多层次全球发展合作平台。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内容不断升级优化，在传统双边合作基础上拓展至新型产业领域。一是共建“能源‘一带一路’”平台。“一带一路”两端连接欧洲与东亚两大能源消费市场和新能源技术先进地区，途经中亚、中东、俄罗斯等能源供给地区。“能源‘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国加入国际能源署（IEA），推动成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建立多边机制，打造“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实施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建立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构筑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建设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13]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中国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签署40余项能源合作机制、100多份能源合作文件，成为推动全球能源合作的重要支柱。为保障欧亚大陆能源供应稳定、实现能源绿色转型、打造区域能源共同体，搭建国际能源合作对话平台，开启包容性全球能源治理新模式做出了贡献。二是搭建“绿色丝绸之路”纽带。“一带一路”实施以来，中国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占能源总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化石能源所占比重。2013—2020年，中国新能源企业投资建设的境外光伏和风能装机规模都已经超过9吉瓦。中国还与31个合作伙伴于2021年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放弃援建海外煤电项目，出资15亿元联合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共建“绿色丝绸之路”，通过绿色消费升级推动绿色农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引领合作国家绿色低碳经济转型，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倡议。中国倡导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解决电力短缺，增强能源供应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还将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助力可持续发展和责任共同体形成。三是打造“健康‘一带一路’”体系。2020年以来，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全球经济和国际交往带来严重冲击。疫情暴发后，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和医学诊疗方案共享，协调口罩、呼吸机、疫苗等医疗防疫物资的援助、配给和供应，联合开展新冠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测试、生产，共同保障“一带一路”共建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14]2021年，中国同31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数十亿剂新冠疫苗，拓展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空间，加速完善合作伙伴携手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体系。四是拓展“数字丝绸之路”机制。“数字丝绸之路”提出时，中国已经参与建设多条亚、非与欧、美之间的海底光缆工程。其中，援建非洲电信服务网络50 %以上无线基站和移动网络、首个5 G商用网络以及20万公里光纤网络，为9亿多非洲人民提供了网络服务。2021年，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同参与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与2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丝路电商”合作机制。中国—东盟信息港等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有效推动了数字技术交流、数字经济合作。共建数字丝路信息基础设施有助于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高效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不断推陈出新。在引领传统经贸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形成集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区域与全球协作发展的全方位合作形式。在持续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工程承包合作、海外劳务合作、进出口贸易的基础上，不断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各国实际情况，创新合作形式，如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数字经济合作、促进民生发展合作等，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作为吸引经贸合作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地缘优势、劳动力成本、产业发展程度差异精准布局，涉及业务从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农林开发型等传统产业，向商贸物流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服务型、科技研发型园区转型升级，已成为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循环，加强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互联互通的重要抓手。[15]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创了国际共享模式，中国与法、日、英等14个国家达成在基建、医疗、物流、金融等领域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共识，有效将中国的产能、西方的技术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需求进行对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形成三方互利共赢模式。[16]新冠疫情传播导致国际交往和产品供应链中断，中国与28个国家构建了电子商务双边合作机制，推动“丝路电商”合作，“一带一路”共建各国不断加强贸易流程与物流环节数字化，提升贸易效率、促进了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成熟的互联网金融和服务模式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拓展，投资当地互联网企业，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17]此外，持续加强与丝路共建国家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建设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创新发展。通过农业合作与科学种植，“一带一路”倡议助力脱贫减困、创造就业和能力建设，将使合作国家760万人脱离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18]通过产能合作，鲁班工坊为当地民众提供优质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创造了海量的工作岗位。民生发展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策、资金和贸易相通提供坚实保障。

2.在人文领域的合作成果[19]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在百年变局、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累积叠加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各领域合作向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是值得思考的紧迫问题。人文领域合作是基础工作，培养各国民众之间的亲近感、信任感，对经济贸易合作、解决地缘政治纷争都能起到特殊的作用。由于人文合作需要来自政府或社会的资金支持，在全球面临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及高通货膨胀等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合作也会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2016年9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在乌议会发表重要演讲，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成果，提出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的着力点和努力的方向。习近平主席建议：第一，构建合作网络。在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携手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同致力于重振全球经济。[20]第二，共创新型合作模式。中国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包括多双边的文化产业、跨境旅游、卫生防疫、城市与边境地区间合作。第三，打造多元合作平台。打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第四，推进“一带一路”重点领域项目。中国愿同伙伴国家一道，抓好重点领域合作。人文领域主要是深入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合作，建立大数据交流平台，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在上述方向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个“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目标，充分体现了人文合作与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相互结合的必要性。第一，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第二，着力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救援、传统医药领域互利合作，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第三，着力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中方倡议成立“一带一路”职业技术合作联盟，培养培训各类专业人才，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第四，着力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携手打造“和平丝绸之路”。[21]

因此，人文合作要避免单向传播的思维定式，要克服互动性不足的缺陷，更要避免成为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附属品。一是人文合作要与其他领域的合作同步进行，人文合作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其他领域的重要支撑；二是人文合作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合作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优势互补；三是人文合作要主动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支持和先导，为其他领域合作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民意基础，为观念、制度、平台的建构扫除政治障碍。目前，“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文化界限，拓展到环保、减贫、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

在“一带一路”建设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行为体既有单一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国际组织，他们都希望借助这个难得的机遇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探索更为多样、更为务实的合作路径。随着中国多边外交的展开，中国参与和打造的区域性合作机制越来越多，合作的层次和方式也越来越丰富，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样一些中国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多边机制，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框架内成员国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人文合作也依托这些平台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不少区域组织对“一带一路”建设都表现出很强的参与热情，随着合作的深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推动人文交流，以此扩展并加强成员国、参与国的民间往来，吸引媒体的关注，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相对而言，在综合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文化、科技交流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在人文领域已经启动文化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旅游部门领导人等会晤机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落实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人文合作项目，包括召开民间友好论坛，举行马拉松等体育交流活动。推动地方合作，不仅可以密切成员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且广泛邀请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参与，扩大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也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总体来说，多边层面的人文合作尚缺少推进措施或者具体内容，往往虚多实少。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不是实体而是合作网络，联合申遗也只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中国—阿拉伯国家论坛”、中国与东盟“10+1”机制等框架内，人文合作被视为多边合作的基础，相关国家经常性开展青年、媒体、智库间的交流，“金砖国家”还每年举办运动会，即便在2022年新冠疫情背景下也举办了线上运动会，有武术、国际象棋和霹雳舞三个大项，但尚未建立机制化的人文领域相关部门合作平台。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与新时代内涵

经过十年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重释了当前被西方价值偏好扭曲的地缘政治理念。通过对全球治理和共同发展的理论革新、模式创新和制度更新，重构了“一带一路”的全球价值与时代内涵。

1.中国外交理念与机制的创新者[22]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创新。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稳步推进并不断深化拓展。在此过程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了首倡、推动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中国外交理念创新主要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相互对接的合作思路、互联互通的合作主线、正确义利观的合作伦理、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愿景；中国外交机制创新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组织+”。在本质上，包容性建构是中国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创新的核心特征与根本价值，具体体现为“一带一路”合作设想的世界性、合作内容的亲缘性、合作对象的开放性、合作议题的延展性、合作设计的交互性、合作安排的兼容性等多重内涵，而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一体思想、无外思想与协和思想的现代转换。

2.“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全球化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层国际背景。十年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各国对全球化前景满怀希望、信心和期待。但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主要由美国主导。美国重构全球同盟体系，整合西方和“印太”盟友不断强化对华战略遏制，针对“一带一路”出台一系列排他性、替代性的对冲计划。[23]美国还实施经济单边主义，发起对华贸易战并强推对华脱钩政策，在贸易领域寻找市场替代，在产业领域寻求供应链转移，在科技领域进行技术封锁，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因地缘政治斗争而受阻，全球经济呈本土化、阵营化、碎片化趋势。在“逆全球化”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结果的背景下，全球化面临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亟须注入发展动能加快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应对“逆全球化”浪潮、推动包容性开放合作的引擎，它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投资与协商平台，将西方主导的、半开放性、歧视性、排他性、对立性、赢者通吃、结盟关系、北方型、不可持续性的传统全球化，转向“一带一路”引领的、全面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协同性、互利共赢、伙伴关系、南方型、可持续性的新型全球化，为全球化注入新理念和新模式，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不搞地缘政治斗争和各类联盟小圈子，打造全面开放的全球化合作架构，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进行零和游戏，倡导南北协作、南南合作、海陆融合，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经贸平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优化资源能源配置和地区均衡发展，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持续引领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与践行者。

3.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国际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对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尊重、跨国基础设施、安全、和平、公共卫生、国际规则、国际协调机制和国际组织等，[24]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其收益覆盖所有国家和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控制国际规则，从而建立并主导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终形成国际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模式。[25]但该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死穴”：一方面，该模式明显的政治经济意图使其具有不可持续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提供援助时附带严苛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逐渐转向“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政策，国际公共产品转为大国竞争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平台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不同于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一带一路”天然的国际性与开放性将供给者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创造性地形成国际公共产品供消融合路径。[26]“一带一路”实施以来，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性和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在物质性公共产品方面，投资近万亿美元的3000多个相关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1/4至1/3区间。预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倡议有望为发展中经济体新增30亿中产阶级。在制度性公共产品方面，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不仅有效替代西方控制的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也开创了大变局下新兴经济体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的先河。同时，“一带一路”形成的国际公共产品是由市场驱动而非制度设计的，各方通过不断深入合作逐渐形成规范，其自发、内生、多源的驱动模式优于霸权供给模式，成为超越传统国际公共产品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4.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全球价值理念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反全球化和新冷战思潮泛滥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价值理念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民粹主义、种族仇恨主义、群体排外主义盛行，强化了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发达国家优先缓解国内矛盾而逃避国际责任，强调实力对抗、地缘政治博弈，弱化了全球合作发展和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经济停滞、债务沉重、财政赤字、人口贫困、环境恶化等严重的问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具有强烈的摆脱资源依附、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诉求，共建人民具有强烈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发展诉求。[27]可以说，实现发展权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许。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放国家发展模式、人民脱贫致富模式并推动发展权话语重回国际政治核心议题。“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共建国家交通运输网络，联通各国道路、贸易、货币和政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发展权的可靠保障。开放包容的经济政策、本地产业的升级改造、区域经济藩篱的破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诉求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发展、自主发展、均衡发展、人本发展、全面发展和务实发展，拓展了发展权的基本要素，将其细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的发展权，完善了发展权的实践路径，[28]成为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全球价值理念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党中央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重要举措，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29]“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友好往来、互利共荣、文明互鉴的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互相开放格局、区域协同发展的经验总结，顺应了百年变局中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需求，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物，是中国与共建国家共建包容、开放、普惠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实践。自2013年提出至今，“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为共建伙伴架设了平等、互利和可持续发展桥梁。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平台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家间合作组织，合作内容不断拓展优化，结合共建各国地理区位、发展程度、战略规划与全球化诉求，实现了从传统产能项目合作到新型产业领域的合作，合作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在双边合作基础上纳入多边合作、创新经贸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等，不断促进与共建国家的数字经济、民生发展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突破了旧式地缘博弈思维窠臼，分享并传播中国现代化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学习成本获得内生式发展，开创协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范式，超越了受益失衡的传统国际经贸模式，开辟了覆盖不同国家发展规划、产业优势、发展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共同发展模式。面对全球贫富分化和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在合作平台建设中，“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共建国家的发展诉求，鼓励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和共同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走出了可持续发展与兼容发展的新路径，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十年，也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共同发展与“优先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冷战思维反复博弈、艰难推进的十年。实践证明，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及其精神是“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与实践者，是百年大变局中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以发展权为核心议题的全球价值引领者。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新型国际合作范式、协同发展模式、全球治理观念、共同发展格局，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