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史料为根基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破除陈旧的文学史概念，建立全新的阐释体系。不仅应拒绝现有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各种固化的文学史观念，同时也要拒绝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偶然出现又被文学史接受甚至强化的概念。这些固化的概念，在创立之初就带有误解、混同和偏离，在传播过程中又被加强了错讹的趋向，名实不副，不仅带来研究上的偏误，也导致了接受者的一再误读，尤其使他们对现有作家作品的阐释论述陷入了陈旧、固化的模式。因此，在撰写文学史时，对于这类固化、僵化的文学史概念、观念，理应大胆扬弃。“文学史上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甚至定势的概念术语，需要我们今天以客观的眼光来加以考量。”[21]这些概念或者命名，在诞生之初具有强烈的现场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阐释作用。

从“偏见型书写”到“政治型书写”再到“开放型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历经数次写作范式的演变，在每一次写作范式确立之后，都会进入相对静态期。而本书试图以动态的史学观为指引，不仅要让边缘的文本入史，以文本为中心进行阐释论述，对文本进行“再解读”，破除已有的“神话”，回到历史现场，充分呈现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建构一种新的阐释体系。“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对历史遗留物的重新配置和编排来‘接近历史过程’并对历史问题作出重新解释。”[22]

以张资平长篇小说研究为例，以往学界多关注张资平创作中的“多角恋爱”问题。此关注焦点的出现则源自鲁迅对其小说以“△”进行概括的论述，他道出张资平小说的人物关系模式常常是三角关系或多角关系，而此后“△”也被视为“‘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23]。而多数时人也认同此观点，评论其小说为“他的小说，据说有一个公式，便是三角或多角的恋爱”[24]或是“他是一位恋爱小说的作家，而他的恋爱小说大都是描写三角以上的两性的关系的”[25]。长此以往，前人的论断或多或少影响到了今人的视野，因此目前学界对张资平的研究也常常以其恋爱小说为中心。诚然，浪漫的多角恋爱是张资平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质，这也成为文学史公论，但张资平的长篇创作实则还蕴含着诸多的其他因子，需从不同角度切入，打破旧有固化的研究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以发掘其全新的意义。

在本作中，作者以全新的视角，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梳理与细读，聚焦张资平小说中对于现实人生的细致描写，揭示其长篇创作中的写实色彩，“写实主义文学是挖掘现实，浪漫主义文学是美化现实，理想主义文学是弃绝现实……他是站在写实的最危险的线上，他的文字是带有最浓厚的病的色彩。病的色彩的文学，虽是偏激的，而最有传染性”[26]。在张资平的长篇小说中，各类社会现实问题通过细腻的文字被指出。无论是在《糜烂》《青年的爱》等作品中对颓废青年学生生活状态的描摹、在《明珠与黑炭》等作品中对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儿童流离失所命运的撰写，还是在《最后的幸福》《长途》等小说中对失地农民或是劳动者苦难人生的刻画，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对以宗教问题、革命问题及国民性问题为代表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由此也体现出其所具有的关注现实人生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这便是以往学界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重读张资平小说所能打开的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