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战略要求：乡村振兴研究的多维融合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促进法》到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二十字”总要求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的战略定力。纵观2017—2022年学术界的研究在微观领域与“二十字”总要求基本保持一致。

一是产业兴旺研究。首先，关于产业兴旺的挑战。刘海洋认为目前乡村产业发展主要面临着“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基本要素供给不足；产业相对单一，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度较低的现实困境”[174]。其次，关于构建产业融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的研究。李国英认为乡村产业发展要立足于当地资源，交叉融合、产业创新，从而形成多元、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175]最后，国内外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经验。周立等人通过日韩两国乡村振兴经验，通过六次产业中的加法、乘法效应，以产业融合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从而推动乡村振兴。[176]郭俊华等人在全国探索经验中总结出五大产业兴旺带动发展模式，“用好‘两只手’、‘三产’融合、‘四化’发展、‘五方’联动、加强顶层设计和创新产业发展机制等优化对策”[177]。

二是乡风文明研究。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之魂，是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之源。如认为乡村振兴的困境在于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缺失、乡风民俗生存空间不断萎缩、文化同质化程度高等。[178]在传统价值观念瓦解的情况下，农村文化公共空间普遍弱化。[179]乡村文明亟待重塑，以满足乡村振兴精神文明的要求。吕宾认为，“对乡村文化的重塑，体现了对农耕文明的尊重与敬仰” “历史维度——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现实维度——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智慧之源”“未来维度——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强大支撑力”。重塑乡村文化，应“重塑农民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乡村文化发展”、“培育乡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意识”,“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市场为载体、文化组织为纽带的‘四位一体’的现代文化治理模式”。[180]范建华等人认为要“强力推进乡村传统文化的生产性保护”[181]。夏小华等人认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定文化自觉与自信，超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矛盾，汇聚向前发展的合力。[182]此外，也有关于乡愁的研究。以乡风、乡土文化为载体的乡愁，是乡土文化的血脉联系。赵旭东认为：“理解这种乡愁中国的最佳途径和模式便是能够切实有一种基于土地制度和家庭制度的变迁而来的农民参与的乡村文化振兴，同时还要真正回归到农民的自主性之中去。”[183]李华胤从习近平关于乡愁的重要论述的生成之源、核心要义和现实价值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走中国道路，要实现的是能记住和留住中国乡愁的现代化。中国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也以留住中国乡愁为基础。‘乡愁中国’的谱写和实践必将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这一世界性议题提供中国方案。”[184]邱星、董帅兵通过对家乡空间场域的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是重返家乡和记住乡愁的实践表达”[185]。

三是治理有效研究。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丁志刚等人回顾了70年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将乡村治理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探索时期、新农村建设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期。”指出70年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中，其目标指向是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主体是党、政府与农民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制度、法律、政策等治理方式不断变革与创新的过程。[186]温铁军认为乡村治理“是因地理、气候等多样性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多样性，通过这一自然多样性形成多元化群体基础上的经济文化活动，形成结构化的良性互动关系”[187]。在治理机制上，多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展开。[188][189]

四是生态宜居研究。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于法稳认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0]关于生态宜居构建进路，冯旭提出农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三种实践模式：政府主导型、企业主体责任制、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191]孔祥智等人根据地方实践经验提出了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五大模式：“非农产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型、农业旅游业融合带动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和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模式。”[192]张志胜认为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是多元共治，“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193]。温暖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需要以法律为手段，构建系统型治理体系，实现多元共治。[194]左正龙认为绿色低碳金融这不仅能满足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更重要的是能推动乡村生态宜居建设。[195]

五是生活富裕研究。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关于生活富裕指标体系的研究，张挺等人在现有的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德尔菲法以专家打分的方式筛选指标和目标值，对生活富裕构建出3个三级指标，7个四级指标的指标体系。[196]申云、李京蓉将生活富裕指数分为2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16个细分指标。[197]此外，还有从“农民的感知与需求”[198],“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199]等方面进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