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党的组织力最终要表现在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这就是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心，建构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比较政党研究和政治实践上看，在政党主导型的国家中，政党与国家融为一体，它既在国家中，也同时在社会中。政党如何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就自然成为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主导性的核心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是政党长期执政的根基，同时也是政党与社会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点，所以，政党需要/主要通过组织嵌入、价值引领和资源整合三个维度，来实现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引领，亦即政党领导和社会参与相互协调，共同实现社会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进一步讲，对于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来说，执政党的持续执政乃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保持并巩固执政地位，就要依靠组织，因为权力和权威是组织力量的来源。换言之，实现并确立政党领导和引领能力的组织力主要有三个重要维度：一是组织嵌入；二是资源整合；三是价值引领。组织嵌入是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的组织保障，也是政党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资源整合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办法，是基层参与和决策的动力系统；价值引领可以为多元参与提供激励，是保障基层治理有效运行的长久之策。[11]这三个维度共同发挥作用，保障了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党政治引领功能的实现，因为它能够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所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12]——个人不会组织起来为集体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一步讲，以上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促进、有机整合的关系。组织嵌入是政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因为没有组织保障，政党在社会结构中就会呈现出“悬浮化”的态势。组织嵌入为资源整合和价值引领提供了基础保障。尽管后两种维度的表现形式和实践效果会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因此，资源整合和价值引领是调动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两种有效形式。

中国社会治理是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亦即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治理实践。进一步讲，在这个治理模式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13]，换言之，推动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巩固优势，加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农村、街道社区等的党建工作，建立健全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和组织功能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要拓展阵地，探索发挥好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兴业态以及新的社会群体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覆盖。上述目标的实现则取决于党的组织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主要是通过组织嵌入、价值引领与资源整合来实现并达致“善治”的。换言之，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中的难题就在于“集体行动的困境”。组织嵌入是“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的组织保障，也是政党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资源整合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办法，是基层参与和决策的动力系统；价值引领也可以为多元参与提供激励，是保障基层治理有效运行的长久之策。这三个维度共同保障了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党领导和引领能力——政党组织力的实现（见图1-1）。

图1-1 政党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

第一，所谓“组织嵌入”，是指基层党组织与基层政权、社会组织、群众组织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党组织如何把自己有机嵌入现有的社会结构。除国家权力机构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组织嵌入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通常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组建党组织，加强党组织在社会各系统中的直接领导，强调党组织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直接融合；第二类是党组织通过其附属（外围）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形式间接地把自己融入既有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如果说政府组织（国家权力）在公共治理中更多起着执政党的决策作用，那么党的基层组织在许多没有政府组织的社会领域担负着公共治理的责任，发挥着组织核心和领导核心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基层党组织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14]它们虽非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工具，在各自范围内发挥着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落实政策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意义上，党组织比政府部门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更大。一方面它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它能够也应该成为在基层公共组织（政府）与个体民众之间发挥沟通、协商和整合作用的社会政治角色。从域外经验看，在政党主导型国家中，例如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社会治理中政党的组织嵌入程度决定了执政党根基的稳定性，因此多数国家都极为重视基层组织建设，[15]中国的社会治理则把“党的组织力建设”作为其基层党建的中心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治理实践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16]

第二，所谓“资源整合”，是指基层党组织通过整合一定范围内的各种资源，实现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也就是说，资源整合既需要党组织整合基层社会中现有的各种力量，也需要向基层社会注入新资源，这些资源既可以是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是政策、服务或者公共物品的供给。比如，国家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以项目制为依托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再比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区域化党建，还有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以及地方就业机会的接受各种政府补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等，都是资源整合的有效实践形式。因此，资源整合是政党领导和引领能力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整合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其组织保障以及整合机制的有效性。

第三，所谓“价值引领”，是指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在社会中传输特定政治价值和文化观念，通过价值引领来增强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和提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中国的历史、基本国情和执政党起源方式上看，近现代后，政党政治将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整合力量，担负起社会凝聚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政党基层组织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整合作用。进一步讲，在政党国家体制中，政党既嵌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中，也全面渗透于社会领域当中。这一事实带来了两层递进的变化：首先作为公权力的国家概念在外延方面增添了新的要素；其次国家公权力的概念变化传导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畴。[17]比如，基层党组织具备执政权资源和传统权威资源，既可以通过政府渠道来治理社会，也可以对社会发挥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基层党组织不仅要扮演一个社会治理角色，还要完成向社会政治中介角色的性质转变，使自己成为村社共同体利益的代理人和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守护人，发挥“道德理想与社会制度合一”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和作用，这其中，政党党员成为新的政治文化载体和社会组织者，担负着把意识形态道德化或将意识形态与制度理性结合起来的任务，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角色功能的转变则要求它的党员必须扎根于乡村社会基础及其权力关系结构的本质关联当中。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引领形式可以丰富多样，一方面可以坚持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突出地方文化特色，例如一些地方发挥乡贤文化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他地方也有利用“红色文化”或地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引领的做法。在这里，共享的价值文化一旦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将会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价值引领、资源整合这三个维度，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建设，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以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