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缓慢起步期：二十世纪前半期

二十世纪前半期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社会的开端，也是日本脱离亚洲向西方看齐的过程。在国家全面文明开化的氛围下，学术界也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倡导建立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对中国的研究开始脱离传统汉学研究的哲学、史学、文学范畴，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于是出现了在方法论上持实证主义的“支那学（中国学）”。支那学在学术源流上受到以法国中国学[1]为代表的中国学以及清朝的考证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较为注重学术的严谨性。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可以说是中国问题研究的大家，他在研究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变化后，明确断言中国的君主制将灭亡，共和制将到来。他把中国宋代以后的历史划归近代，肯定了近代平民的运动。内藤湖南严谨而科学的研究，为“支那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对后来的中国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日本文化学术史上，一般把在此之前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传统汉学”，而把近代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支那学（中国学）”。因此，二十世纪前半期，日本开始了“传统汉学”向“近代中国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也逐渐从汉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首先，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日本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中得以确立。最早是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于1903年将以前的“汉学科”分为“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两个学科。1912年，在中国和印度度过了近6年研究生活的盐谷温副教授回国主持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课程，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从此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此同时，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在文科大学内，设立“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并从1908年起，由狩野直喜教授主持该课程，京都大学亦逐步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此外，其他私立学校，如早稻田大学（前身是东京专门学校），在1890年，由坪内雄藏（逍遥）建议，创办文学科。1918年，由于新的“大学令”[2]，进行机构改组，在文学部中，分为哲学科（内有东洋哲学专攻）、文学科（内有支那文学专攻）和史学科，研究更加具体细致。[3]从此，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脱离了传统经学的羁绊，而成为近代文化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次，各个不同层次和领域的学术团体的组成，图书馆和文库的设立，有关学术刊物的涌现等，既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确立的标志，也成为中国学得以展开的社会基础。比如，支那学会于1907年成立，这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研究者的团体。1925年后，东洋史研究会、支那哲学史研究会、中国语学研究会、中国文学会先后成立。这些带有一定专门性质的学会，在沟通信息、切磋学问、组织专业队伍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之而来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日本的“传统汉学”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几乎完全依靠从中国传入的文献，他们闭门学习，伏案读书，皓首穷经，偶有所得，则撰写成篇。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其他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依靠中国文献所提供的“文化框架”，融入日本本土文化的“神道”作为内核，再凭借个人的积累与智慧，发出自成一家之言。而“近代中国学”作为日本近代研究中“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学科形成之初，它的主要的、重要的研究者大多有过留学经历，到过欧美一些国家，也有到过中国的，接受过欧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应地，也都逐步养成了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与世界融通的观念。“中国学”的研究，其中很多观念与方法，既受到日本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也有欧美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的变异因子。

但是，随着二战的爆发，日本开始了侵华战争，上述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几欲被生生浇熄。战中及战后两国政治与军事的对立，又人为地隔断了研究人员间的往来与文化上的交流，这对资料的获取和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导致日本中国学研究日渐衰微。

因此，在世纪之交的初期，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是比较热闹的，但后半段则较为冷清。对于宋诗研究来说，则更加寥落，属于缓慢的起步期。具体来看，这一时期与宋诗研究相关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4]

1.翻印与评释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从1897年开始，到二十世纪初，近藤元粹等人陆续出版了中国历代文学大家如陶渊明、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韩愈、林逋、欧阳修、苏轼、高启等人的集子。其中，与宋诗有关的是：《林和靖诗集》（青木嵩山堂，1897年）、《苏东坡诗醇》（青木嵩山堂，1907年）、《陆放翁诗集》（青木嵩山堂，1909年）、《欧阳文忠公诗集》（青木嵩山堂，1911年），另外还有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家评释全书》（1908年开始），井口驹北堂对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著作的注释（1907—1910年），如《苏东坡诗集评释》（井口驹北堂书店，1910年），等等。这些著作，主要是为日本人创作汉诗，而选取中国诗坛上的大家名作进行评释，以示典范作用的。可以说，近藤元粹等人致力于中国诗的评释，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功不可没的。但从近代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评释作为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转型过渡期的产品，更多的是因袭了前此研究的模式，即把“鉴赏”作为主体模式来研究中国文学。这种模式，既缺乏对文学发展的总体环境的探讨，也缺乏从中引出的理论价值的认识，像五山文化时代以来刊出的《唐诗选》《三体诗》《古文真宝》《唐宋八家文》等，都属于此类。所以，这个时期被吉川幸次郎称为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注释时代”[5]。

2.出版人物传记著作

关于人物传记，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6]这种研究方法与孟子提出的、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常常使用的“知人论世”方法是一致的。它主要是一种本于作者传记对作品进行解释的批评与研究方法，虽然应用的领域不限于文学，但最为倚重它的还数文学研究。

日本学者在此方面尤为擅长与热衷。其研究成果有：国府犀东的《文天祥》（正教社，1897年）、吉田宇之助的《王安石》（民友社，1903年）、上村忠治的《苏东坡》（春秋社，1939年）、佐伯富的《王安石》（富山房，1941年）等。还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弘文堂书店1948年出版的《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系列，当时，正值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六十大寿，铃木虎雄等诸大师为之撰文60篇，综论中华人物，结集成书为《青木正儿博士还历纪念·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其中包括吉田清治的《范仲淹》、小川环树的《范成大》、今田哲夫的《陆游》、中田勇次郎的《姜夔》等。这成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一大盛事，也为后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3.撰写文学史著作

如果说，评释性著作与传记性著作只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个的点，尚未有系统性，那么，文学史著作的撰写就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系统性认识的集中体现了。

在世纪之交，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为数不少，主要有：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经济杂志社，1897年；中译本名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上海开智公司，1914年），大町桂月等的《支那文学大纲》（大日本图书，1897年），笹川种郎（临风）的《支那文学史》（博文堂，1898年），中根淑的《支那文学史》（金港堂，1900年），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人文社，1903年），高獭武次郎的《支那文学史》（1907年），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富山房，1909年）、《支那文学史纲》（富山房，1912年），等等，很是繁盛。事实上，不仅在日本，在欧美国家也有大量文学史著作出版[7]，也就是说，文学史的撰写，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一国之中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行为，而确确实实是一种全球性的学术风气。

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以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影响最大。在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出版之前，还有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和儿岛献吉郎编写的《支那文学史》，但二人此时出版的著作，都还没有写到秦汉以后。所以，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被称为日本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共分九篇，再加上“序论”，共十个部分。“序论”概括地论述中国文学的一般性问题，包括国民性、中国文字的性质、中国的社会地理环境和文学的关系、政治体制及儒家思想的影响、皇家贵族和文学、文学者的特性等；余下的九篇，大致以时代为序，内容如下：支那文学的起源、诸子时代、汉代文学、六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金元间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

其他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也各有特色，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体而言，他们这种文学史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有了明显不同，他们能够从个别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释中挣脱出来，把文学研究自觉地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用西方现代编史的方法与体例来审视、编纂和评论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建立起以历史演进为线索的总体文学研究，这可以说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迈向近代意义的第一步。

4.河上肇的陆游研究

这一时期，对于宋诗研究的杰出人物是河上肇。河上肇作为亚洲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杰出研究者，他的理论与著作，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不仅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有丰厚的修养。他十分关心日本中国学的发展，据小岛祐马等人回忆，“支那学社”刚刚成立时，准备刊出《支那学》，但出版上遇到了困难，河上肇于是在暗中疏通，使出版社接受了《支那学》的出版。[8]

河上肇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其成绩主要集中于《陆放翁鉴赏》。此书的编撰始于1941年，出版于1949年，由三一书房分上、下两册出版。1984年，当岩波书店刊出《河上肇全集》时，《陆放翁鉴赏》又被收为全集的第二卷。该书可以说是日本汉文学史上陆游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主要内容如下：“放翁鉴赏之一——六十岁前后的放翁诗”“放翁鉴赏之二——六十后半的放翁诗”“放翁鉴赏之三——古稀的放翁诗”“放翁鉴赏之四——八十四岁的放翁诗”“放翁鉴赏之五——放翁词二十首、续二十首”“放翁鉴赏之六——放翁绝句十三首和译，附杂诗七首”“放翁鉴赏之七——放翁诗话三十章”。

《陆放翁鉴赏》是一种译评体，每一首诗都有日译文，河上肇通过“评语”，表现自己对陆诗的品评，这些品评已不限于对陆诗进行一般性的解说，有些还注重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译述和诠释，致力于中国深层文化的探讨。河上肇对陆游诗作的选择和评价，体现出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观，具体的本书下文有专节论述。

总之，这一时期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开始有史的意识时期。这时期的著述，虽程度上有所不同，就其整体而言，以评述为主，研究的成分不多，主要是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加以介绍。这在当时，确实有倡导中国文学研究的作用，但谈不上科学性的研究。真正对中国文学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系统研究，是在稍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