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网络与政治实践

清末文法学的知识网络

——语法学、修辞学与近代文章学的刷新

陆胤[1]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寰球中国学生报》刊出范祎《国文之研究》一文，针对新学制下文学教育由浅入深的困难，主张援引外来的学科工具：

彼以国文为难者，非国文之过，研究无术之过也。盖研究一国文字，必有两步：其初步曰成语法Grammar是已，其进步曰修辞学Rhetoric是已……成语法者，蒙学、小学之学科也；修辞学者，中学、高等学之学科也。凡农工商贾，必通成语法；学士、博士以上，必通修辞学；再进而上，则文学家之专门，非所论于普通矣。故修辞学为研究国文之第二步。[2]

范祎不仅如戊戌前后幼学论者那样，视“成语法”为蒙小学识字读书的基础，更提出“修辞学”一门，作为从“普通学”上达“文学家之专门”的阶梯。[3]与同时代教育家多关注普通读写能力不同的是，其主张已涉及近代意义上的专门文学研究。

语法学和修辞学知识的导入，充实了中等以上国文教育中“文法”环节的资源，却也有可能带来知识体系的混淆，造成清末民初独有的“修辞文法混淆时期”[4]。出于学科立场，现代语法学、修辞学史对这段“混淆时期”多致不满。然而，此类混淆、交错或学科未定的状态，亦有可能激发多样化的教学设计，甚至引起学科资源的再整合。本文虽从戊戌前后着眼于童蒙初学的“文法书”切入，却更关注新学制颁布以后中学以上“文法”教学和相关用书的展开。在西洋语法学和修辞学知识“文章学化”的过程中，来自日本的“文典”体裁和修辞学著译发挥了中间触媒的作用，激活了一部分中国固有的文论、诗文评和文章作法书。清末民初“文法”话语的宽泛意涵，不仅促进了古今东西文学资源的交汇，更为“文学家之专门”进入新教育场域开辟了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