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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与历史写作的可能性（代导言）

陈昊[1]

引言

1952年，人类学家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 来到挪威伯姆卢岛（Bømlo Island）的布雷姆内斯（Bremnes）进行田野调查。[2]两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其中，他声称，自己想要观察在一个重视平等的社会中，如果存在阶级体系的话，它是如何通过各种面对面的关系来运作，以及在这样的社会中，集体行动是如何组织的。他锁定了一种社会场域（social field），并将其称为网络（network）。社会网络没有单位或边界，没有相应的组织，它由当地人的朋友和熟识的关系联结所构成，而这样一种关系很可能构成了当地的阶级体系。[3]约翰·巴恩斯曾清晰地说明这个概念的思想渊源和学术脉络：他原本使用“网”（web）一词，源自梅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著作《亲属关系之网》（The Web of Kinship）。但“网”这个词，让人想到蜘蛛网，是二维的。但约翰·巴恩斯想要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于是他将“网”改为了“网络”[4]。这一改动，创造出这样一个既是比喻性却又是图像化的术语和分析方式。其强烈的视觉意味，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和联想，甚至超越了其背后的理论和思想脉络。

当柯安慈（Agnes Kneitz）提议将2017年“写历史”会议的主题定为“网络”的时候，被同事们一致接受，因为它既强调了2015年“空间还有多少空间”会议中“多维度历史”的主题，又将2016年会议所强调的“差异”连接起来。我们并不确定，在提议的当下，她的脑海里是否浮现了约翰·巴恩斯。因为在这个时代，网络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已被称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网络处处可见。这些网络千差万别，从菌丝连接真菌的生物性网络，到铁路网络，再到现代人类赖以交流却不可见的电磁二进制网络。在当代社会，网络的意义已经突破了学术界的边界。它成了一个动词，去社交（to network）成为当代职业和私人人际交往的核心观念。而以其为基本理念的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在近30年内，极大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但是当下生活中网络的语言扩张与巴恩斯的讨论之间并非毫无关系，在贾斯丁·史密斯（Justin Smith）讨论互联网的历史时，他追述了织网（loom）的隐喻在人类思想中的历史，在他看来，人类一直都知道互联网是可能的。它在最近一个时代的出现，只是对所有事物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进行反思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转折。史密斯的论述既承认隐喻的局限，社会实际上并不是编织的，技术并不会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而只是创造了接近的表象；却又相信隐喻的力量，即，大脑的结构强大到足以从大脑中倾泻出来，并将其强加于我们构建的现实之上。这使得说话的方式成为建立世界的方式[5]。网络的隐喻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如何追逐这一古老的隐喻，并将其变成了讲述过去和当下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