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网络时代：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和研究者的角色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从1996年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三卷本出版计划，三卷的总题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而第一卷的题目是《网络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书中强调在20世纪末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信息化，而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什么是网络社会中的“网络”？它与社会网络分析有何关系？曼纽尔·卡斯特将网络定义为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这个定义有多个层次：第一，它继承了之前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观点，也承认在信息化之前存在着社会网络；第二，它与信息化技术密切相关，在这里，网络指向了互联网，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产生了大量的虚拟社区，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为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广泛扩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曼纽尔·卡斯特强调这个网络是全球性的，在历史上第一次，新的生产方式塑造了整个地球的社会关系。那么，在此基础上，什么是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基于网络的逻辑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运作和结果。他描述的基于网络的逻辑的核心是：流动的力量优先于权力的流动。网络中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是我们社会支配和变革的关键来源：由此，网络社会的特征是社会形态优于社会行动[10]。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三股独立的潮流带来了网络社会和网络逻辑：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危机和重组，以及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但他关注的基于网络的逻辑似乎是一种由二进制产生的隐喻性的想象。在他2001年出版的《网络星系》（The Internet Galaxy：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Business and Society）中，卡斯特强调，网络的灵活结构由最简单的二元逻辑控制：开或关、包含或排除：网络是“价值无涉的”。实现这些目标完全取决于给定网络的目标及其自我繁殖的形式[11]。而基于互联网的商业组织对待工作也基本上是相同的二元逻辑：输入或输出，打开或关闭，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分工。在这里，新技术的数学基础变成了想象新技术带来社会变化的隐喻工具。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者，不仅是新网络社会的观察者，也成为其中的参与者。这样的关联可以起源于，一位研究者试图通过自己办公室或者家中的电脑检索乃至获取保存在其他地方的手稿、档案乃至于图像。但是这一需求意味着，那些手稿、档案和图像要被转化成为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检索乃至于获取的对象。这种关联塑造的不仅是技术的演进，进而创造出了一个边界模糊却快速变化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被称为“学科”，即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学科也有自己的起源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罗伯托·布萨（Roberto A.Busa）和IBM计算机。1949年，布萨用IBM计算机编制了一份56卷的圣托马斯·阿奎那作品的索引表[12]。但是学科建立乃至于机构化，意味着新的职位乃至于雇佣方式的创造。大卫·贝里（David M.Berry）和安德斯·法格舍德（Anders Fagerjord）声称数字人文正在创造出适合一种“新经济”（new economy）的新型员工、技能和知识[13]。那么，这种“新经济”是否也符合曼纽尔·卡斯特所论述的由二元逻辑所控制的经济分工原则呢？当这样的情况落到研究者的身边时，却带了强烈的焦虑。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追问说：数字人文学科的出现与高等教育人文学科经济危机的加剧相吻合，这只是一个偶然吗？还是这两个发展之间有联系[14]？不过，蒂姆·希区考克（Tim Hitchcock）对英语世界数字人文的观察，却试图揭示出一个不同的故事，即，人文研究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其实并非此趋势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就目前可用的数字化的历史资料的总体而言，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学术领导下的大学环境中产生的。绝大部分是因为谷歌（Google）看到了获得用户和内容的机会，也因为圣智/格尔（Cengage/Gale）、ProQuest、BrightSolid和Ancestry.co.uk很快就认识到了可以商业化的需求，并在快速变化的出版行业中打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历史学家现在进行日常研究和教学所依赖的主要资源，其创建的驱动力来自学院之外，这些网络资源是为了其他目的和其他受众设计并实施的。学者一方面受益于这些资源和项目，另一方面，在大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些发展似乎对学术界或学术写作实践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这其实意味着，历史学家尚未有效解决网络和数字化对他们学术的影响，或应对这些资源带来的挑战[15]。

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蒂姆·希区考克开始讨论，网络和数字化带来的可能影响，即，大数据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写作的回归。他讲述了一个隐喻成为研究工具的故事。这个隐喻是宏观显微镜（macroscope）。这个词来自科幻小说家皮埃尔·雅各布（Piers Jacob，使用的笔名是Piers Anthony）1969年的小说的标题，在其中，宏观显微镜被描述为一种进行时空观察的工具[16]。之后，乔尔·德罗尼（Joel de Rosnay）也将其用作一本系统分析的著作的标题[17]。这个隐喻被用于数据分析，源于凯蒂·鲍纳（Katy Börner）倡导建立的即插即用的宏观显微镜（plug-and-play macroscopes），这是一种梦想中的软件工具，能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科学数据集，可以综合相关元素，检测模式、趋势和异常值，同时可以访问无数细节[18]。而在此思路之下，激发出的颇具代表性的数字人文项目，就是乔·古尔迪（Jo Guldi）和克里斯·约翰森-罗伯森（Chris Johnson-Robertson）创造的造纸机（Paper Machines）。造纸机的主页这样介绍自己：Zotero 书目管理软件的插件，使人文学科研究人员能够进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前沿主题建模分析，而无须大量的计算资源或技术知识。它在可访问度高的用户界面中综合了多种可视化方法[19]。之后，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中将视觉化的数字工具称为宏观显微镜，并寄希望于这样的工具带来宏大问题、大数据和微观史学中探寻档案方法的结合[20]。而基于此，蒂姆·希区考克将宏观显微镜从一种工具转化为了一种既包含微小的也包含巨大的世界观，它帮助我们理解在数字时代，计算如何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大小、复杂性和分析概念[21]。但是，被实在化的隐喻工具，就能改变当下网络社会中人文学科的知识和身份状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