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势时几：历史中的政治正当性

吕祖谦对历史和政治的看法秉持理学家的天理世界观。他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同时吸取了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论的思想，因此，他对天道的理解具有心理合一的理论特质。基于此，他能够洞察历史本源，深刻追问政治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天道原理和正当性，以及理想政治秩序所依赖的根本道义原则。作为公道公法的天理是宇宙也是政治的最高法则和正当性来源，统御人类社会一切道德规范和礼乐刑政制度。基于此种认识，他从经史典籍传统所累积的政治文明经验中阐发历史政治哲学。其《左传》三书由《春秋》和《左传》的记事，窥探礼崩乐坏的幽暗历史中人心、制度、风俗之变迁大势，洞察历史转移时刻中关键政治人物的心术之情伪和邪正，通过重要政治事件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天理道义和客观情势。由此，他发掘历史政治背后的几微、情伪、正邪之微妙幽显，而洞察名实、强弱、本末、始终之离合变迁，并且在具体的秩序演变中讨论和辨析义利、公私、善恶、王霸等议题。同时，他在历史中不同的理势情形下，能够洞彻和发掘作为根本治道根基的天理和良心，使之体现和渗透在立国的根本与规模、纪纲与制度、风俗与教化之中。不仅如此，吕祖谦还追溯和探寻政治体所体现的立国源流和治体本末，倡导厚植立国规模、涵养治体根基、化成人文风俗的国家治理路径。他表彰历史政治中所形成的立国家法的宪章统绪，反复推见至隐发掘政治家在治国中的心术，基于此阐发治人主体的规模和气象，并且强调治心养气的修养功夫和德性政治的实现途径。这些，都体现出迥异于理学家的对春秋历史所持的“尊王黜霸”“改制立法”等经学义理叙事。

吕祖谦在《左传》阐释中发明《六经》天理大义并窥探历史政治哲学，不是教条地对待经典而是主张以“理”视经，在历史的生机中体验和发现鲜活的天理。他基于一种实践本位的历史政治观，通过发掘文明传统中的经制宪章统绪，在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稳健的政治智慧，从而审视和反思华夏立国的治体规模及其精神特质，如此，打开了经典背后经制大法、文明宪度的理论面向。所以，其《左传》研究通过不断累积的历史政治经验，提炼出政治文明体所赖以延续的治道原理和宪章成法。在他的经史叙事中，宇宙运动本是“造化一机，坯冶一陶，阴翕阳张，万形并赋”[15]，天理作为宇宙根本法则周流于天地而不可磨灭。“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16]，“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也”[17]，体现于具体事物、治理实践和政治制度之中。“天理洞然，本无不烛”[18]，“此机此理，随遇而发”[19]，“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20]，蕴含在“若礼乐，若法度，若征伐，若巡狩，若历试，若揖逊”[21]之中。基于此，吕祖谦从天理的高度臧否政治家，发掘他们内心的情伪和检讨治国之得失。例如，他论宋襄公的仁与暴虽不同但都可用“暗”字来评价，批评后世之君谓天道难知而天道实本不难知，指出奸雄“不顾义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为所害”[22]。吕祖谦发掘历史人物身上天理油然而生的情形，倡导政治家要在历史转移的关键时机主动地洞彻和守护天理。例如，他认为郑庄公自绝于天理而天理不绝于庄公，其忿戾之时天理为血气所蔽，其幡然悔悟则是天理之发现。作为政治家应该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把握天理油然而生的脉搏，使得具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实现“众理辐辏”而最终“洞天人之际，达性命之原”[23]。不仅政治实践中的具体经世事业应当体现天理道义，国家的根本宪制理念和深层秩序架构也应该获得此最高天道正当性的支撑。天理道义在吕祖谦的治体论中具有公理和公法的双重意义。

由于吕祖谦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具有“道兼体用”的理论特质，[24]所以，他的历史政治哲学格外重视“势”的作用，体现出理势相维而非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他凸显天理的正当性时兼势而言之，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掘国家治理实践经验。所谓“理也，亦势也”[25]，理势相依而存，需要因势穷理而洞察治道之本源。例如，他不仅认为周、秦强弱的转换须从“形势”上进行分析，还指出周代之所以能够强盛八百年之久，是因为“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辅之以形势”[26]，立国根本在于有盛德并结合必要的“形势”。所以，评价历史政治问题不能离开具体时势，既要洞察是非正邪之理，也要把握强弱消长之势。正因为文、武、成、康塑造了周之原理，岐、丰、伊、雒构筑了周之形势，所以立国久远需要理势相维的政教机制。“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丰、伊、雒之形势，天下亦莫如也。两尽其极，而未尝有所隆杀也。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者，隆其德而杀其形势，是有时而不用其极矣，乌得为王者之道耶？”[27]由此可见，吕祖谦的历史政治哲学体现出理势相维的精神，这与道学家论理不论势、以理驭势的思想有所差异。天理何以在具体的时势中通过经制秩序而成就一代之治体，这是他通过《左传》追溯三代立国规模时所要关心的问题。

吕祖谦阐发理势相维的哲学时提出了“时节”观念，其含义在于，以天理世界观把握政治的根本原理和最高宪则时，应该留意体现天理的政治实践所具有的阶段性和发展性。他认为“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28]，三代、春秋、秦汉是不同时节，《左传》所书可分为霸者未兴之前、五霸迭兴之际、诸侯无霸之后三个时节。政治家要在历史变迁升降、国家盛衰治乱中把握“时节”，达于消息盈虚之理而通于古今之世变。由三代入春秋王道政治渐衰，春秋时期王霸互为消长，霸业盛处便是王道消亡，而霸业也最终衰退，历史则由春秋转入战国。孔子时先王德泽尚在故要尊王，到孟子时天命已改故劝诸侯而王，这也是因为时节不同。吕祖谦论“时节”观念，倡导政治家要在治国中把握历史发展动向，并在重要节点上善于察“几”。此时节是历史的一种转移之机，政治家则要有“转移”时节的魄力和勇气。当历史处于王道衰落、霸业兴起的重要关口，政治家如果能够把握时节努力整顿，还可以转至王道的境界。所以，吕祖谦提出要在重要时节去整顿国家，强调政治家主动干预历史进程、扭转国家命运的重要性。这反映了《春秋》中所蕴含的“拨乱反正”思想。如果把握了时节予以有效整顿，历史尚有扭转之机，但如果错过了关键时节，则只能面临着天命转移的后果。所以，吕祖谦指出，周东迁之初犹有三代遗制、文武之迹，但是无一圣贤出来整顿，所以直至于秦。孔子请讨陈恒之时本来是转移时节，鲁君若从其言便可转向三代之盛，不从其言而结果最终转变为战国。

吕祖谦还通过《左传》的历史政治叙事而窥见国家治理中吉凶祸福之几微。他由鲁隐公之事而知祸机常萌于盛满之时，由齐襄公得志便知其所以速死之由。他洞见强弱，批评楚灵王不曾见得真强弱，内外一身之强只是个假虚气而已。他抉摘情伪，“足以见巧诈之不足恃，可饰当时而不可掩后世”[29]，批评小人“情状机械”虽逾百年同出一辙。他窥得本末，表彰子产能察一国之脉，知虽有富强之形也并不足恃。他辨别名实，认为“名实相资，然后其惠孚；本末并用，然后其守固”[30]，批评平王徒有息民之名而无息民之实。其论情理，认为天理需要折以人情而落实在人情之常。其论义利，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勇于义而不能精择。其论公私，认为盛衰治乱只在公私二字。其论离合，洞察历史变迁之大势。其论本末，观治道之原委。其论始终，倡导要做到端本正始和一以贯之。由以上可见，吕祖谦通过对《左传》历史事件中几微的发掘，把握义利、公私、正邪、情伪、善恶、强弱、名实、离合、本末、始终、君子小人、中国夷狄等关键议题。他从经史中发掘和提炼历史政治经验，审视和反思华夏政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治体结构和政教精神特质，由此增益宋代立国的正始之道、经制长策。他在《左传》学中追溯三代立国的本末源流和治体架构的演进变迁，提炼出华夏政教传统中关于根本规模、纪纲制度、风俗教化的宪章遗意，总结此治平经验而指导宋代的立国实践和巩固政教成宪。总之，吕祖谦在对历史政治的审视中，能够深刻地体察天道的吉凶祸福之理，洞察文明的兴衰转移之机，探寻国家治理的关键枢机之所在，为重建理想政治秩序而指出核心要素并揭示出其复杂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