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源于西方世界早有理论预料却又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中央银行史无前例地拼命印钞,实际上是都玩起了“钱生钱”的游戏,导致全球虚拟财富迅速膨胀,一方面,各国央行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并把利率压低到零乃至负数,在西方各国央行大肆放水的今天,世界上似乎到处都不缺钱;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累累。不缺钱就不用向银行借贷,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才能让负债累累的政府继续运转,让企业存活下来,让金融和银行系统不崩溃。然而金融的价值——利率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曾任美国财长的蒂莫西·F.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r)在《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一书中说:“总统知道,如果不首先修复金融系统,就无法修复整个经济。银行就如经济的循环系统,像电网一样为日常的经济运行提供活力。离开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系统,任何经济都不能增长。”[1]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的今日生态,仍然是量化宽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金融在几千年辉煌历史积淀下更加灿烂。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工作。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挥着媒介交易、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等重要功能,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金融呈现着以下特点:

第一,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减少实体经济债务和利息负担。习近平特别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

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培育市场化创新机制,改善金融支持。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

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习近平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宏观上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强国的崛起往往同其金融能力有关,博弈的对象就是金融竞争。17、18世纪,英国以中央银行、国债、股票市场为技术创新、产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催化工业革命,助力“日不落”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时至今日仍然是其霸权、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重要依靠。

中国金融历史悠久,最早的纸币、汇票和期票,最早的货币理论和实践等均产生于中国。南北朝时的“长生库”是最早的典当机构,唐代“柜坊”是中国最早的存款机构,宋代“检校库”是最早的信托机构,先秦管子的“轻重篇”论述了货币、商品、物价、财富增加等理论问题,是最早的货币金融理论,而且中国人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制定更是领先于世界。

中国金融在历史上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代铜钱对中亚各国钱币与货币流通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发明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历史上,日本、朝鲜、越南都曾大量使用我国货币。越南、波斯等国都曾仿行中国纸币。

中国金融从未停止过学习和开放的脚步。近代,1897年诞生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清政府成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户部银行,1918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北平证券交易所,1920年我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在那个屈辱时代,中国甚至产生了独特的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

中国金融史,其发展本身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发生和防范史。铜钱时代的钱荒和私铸成国之难事,近代由于白银市场受制于人而危机时起。自宋代纸币产生以来,历代王朝崩溃无不有通货膨胀的影子。元代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纸币制度,由于财政亏空,纸币发行量猛增,形成“楮币之患”,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清末“橡皮股票风潮”,导致国内投资者损失惨重,连带大量钱庄倒闭,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试图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保路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成为压倒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打内战滥发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成为国民政府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

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了“工字银元”;1932年,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随后正式发行纸币。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有效的货币金融体系,与日本侵略者及旧政权进行了极具创造力的货币金融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展现了以“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稳定经济秩序,消灭通货膨胀的金融本领,随后迅速建立了适应当时经济体制的银行体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2]国家银行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和以银行、证券、保险、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开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016年达156万亿元,金融业法人单位11万家,直接融资比例为23.8%,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全球第七位跨境和离岸支付货币,人民币被欧洲央行等60余家央行纳入储备货币。设立亚投行、金砖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首位。1997年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5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推动金融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

2022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完成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宣布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此次人民币权重的提高是近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综合体现。SDR货币篮子入选标准主要有二,一是“主要出口国”标准,人民币已于2010年由IMF认定符合该标准;二是“自由使用”标准,即在国际交易中广泛和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人民币权重提高源于近五年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和主要外汇市场更加广泛的应用所带来的“自由使用”标准的加深。人民币“自由使用”标准的加深,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行使支付结算、规避风险和储备投资等功能时出色表现的认可,体现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此外,人民币权重提高有助于增加市场信心,吸引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应用人民币,有望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史对于中国经济学的产生极具价值。对于马克思的货币起源学说,中国钱币学是最好的物证。当马克思用逻辑的斧头、牛等的交易论述货币的起源,中国的钱币学就以货币形态证明了马克思逻辑分析的正确。中国钱币是从刀削、铲子、纺轮、贝等演变过来的,最后固定到一般等价物上的。

货币史和金融史的结合会更好地探索货币的本质。当前西方经济学教材对于货币的定义虽然显得不是那么学术化,但从一些层面说明了货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人类创造货币的初心在于此处?支付体系的发展会不会冲击货币的定义?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等等,都需要对货币本质的探索。货币是国家的还是市场的对于货币本身并非矛盾,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国家管理的货币与市场自生的货币一般都会经历从稳定到崩溃再到稳定的历史循环,受影响的是经济体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从本质上来说,货币是社会经济需求自生的,其本质是纯价值体。

金融史一再证明,货币是金融之源,没有货币的金融最终也将体现为会计计算数字上的货币,货币危机冲击金融体系,金融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货币制度的变迁对金融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中国近代票号、钱庄的兴亡莫不如是。而金融业的兴起,却是货币制度上的思维创新。典当起源于佛教长生库思想,信托业起源于天主教民的财产转移,投资银行起源于伊斯兰教法中金融行为的无利息原则等,经济发展史从某种层面上呈现了思维进化史。

货币是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媒介,恶性通货膨胀仍然是当今社会崩溃人心得失的经济根源。人类创造的国际货币体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发展,我们需要的只是经济发展和理论及政策统合及创造的能力。

戴建兵


[1] [美]蒂莫西·F.盖特纳:《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益智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