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货币、国家信用与征税权
货币发展变迁的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足值到虚拟的过程，货币本质及其与国家信用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主流经济学界对货币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也在逐步更新。随着金银商品货币过渡到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是负债”的观念成为主流，即法定货币是央行对货币持有者的负债。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数字化等进程加速，经济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现代货币理论、货币是资本或国家股权（Bolton and Huang，2018）、货币增量的叠加态（陆磊和刘学，2021）等针对货币的新看法持续涌现，亟待重新认识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一、货币本质认识的演变
不同时期，人们对货币本质和职能的认识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随着现代经济虚拟化和货币的符号化的现实发展，货币的信用本质逐渐得到更多认可，从经济学凯恩斯革命到现代货币理论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货币信用论的基础逻辑。从货币的演变过程来看，非足值货币取代足值货币的过程，体现的是在强大的国家信用的支撑下，现代货币形式逐渐摆脱实物形态的约束，发展到主权信用货币阶段，财政成为货币的价值基础。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和职能
经济思想史有两种研究货币的思路：一种是货币商品论（货币金属论），另一种是货币信用论（货币名目论）。与此相对应，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也有两种观点：前者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后者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这种分类方式，国内外学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货币商品论认为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不便，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一切财物“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以有余换不足的交易需要催生了物物交换和“钱币”媒介。从这个视角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流通手段是货币最重要的职能，用于完成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并由此衍生出贮藏手段的职能。
货币信用论认为，货币从出现开始就是信用货币，是符号、欠条，用于记账，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价值的代表，它仅仅是一种标记。”货币信用论者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背景，是以债务创造推动货币创造的过程。货币的基本职能是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用于记录债务的数量和清算债权债务关系。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表示：“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也是存储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它的性质是从它与计算货币的关系中得来的，因为债务和价目首先必须用计算货币表示。”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货币最原始的职能是记账单位，而非交易媒介。[1]有学者从人类学叙事出发，认为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并非货币的必要条件，货币的物理属性在持续变化，但本质都是发行者的借据，这也是现代货币理论对于货币起源和本质的认识。现代货币理论认为，现代政府通过创造一种记账货币使社会债务标准化，然后用这种记账货币进行征税。政府只是通过税收创造并维持了私人部门对货币的需求，从而确保债务、资产、商品价格都可以用本国记账货币为单位进行计价（雷，2017）。
（二）货币的演变及其与信用的关系
货币的物理形态经历了从足值到非足值的变化。非足值货币取代足值货币的过程，体现的是在强大信用的支撑下，现代货币形式逐渐摆脱物的约束。
足值货币时期，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建立了联通商品世界的可靠信用关系。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但消除不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到处充斥着市场的不确定性，需要持续不断地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进行判断，任何技术都无法消除市场主体的这一需求。如果没有货币，市场将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止步不前（李义奇，2010）。在货币出现的早期（原始实物货币），地缘和血缘关系纽带、共同的宗教信仰可能有助于货币取得部落内的信任。但在市场扩大后，根植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信任，已不足以支撑货币在较大范围内流通。进入金属货币、足值铸币阶段，货币的本质是提供保证（抵押或担保），明确了失信成本，物的保证主要体现在货币商品上，货币商品自身的价值为货币的购买力提供了物的保证（布罗代尔，1992）。
非足值货币面值大于其自身价值，是完全借助信用基础而流通起来的货币。随着萌芽于金匠业、商号、钱庄的银行金融业的崛起，各种商业组织票据开始承担一定的货币功能，这使“货币信用论”显得更为合理。由此，人们从发现某些商品货币的信用属性，逐渐发展到强调货币的信用属性，乃至于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信用（谢志刚，2021）。货币国定论是货币信用论中的一种，认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国家确立记账货币，决定了所有用来标价的记账单位，并且无须受具体材质限制而指定对应记账单位的货币，界定了“国家货币”体系（李黎力和贾根良，2012）。货币国定论影响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他将货币的符号性置于货币层次的最顶层，债务凭证和银行货币这样的“信用货币”在凯恩斯的框架之中还是与“商品货币”平行的划分。后凯恩斯主义者将“信用”提升为货币的本质，与货币国定论形成现代货币理论。
（三）货币非中性与货币供给外生性
货币是中性还是非中性，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否影响实际产出、收入和就业量。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影响实际产出水平。而凯恩斯则指出，古典学派所谓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个特例，通常情况下总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货币短期是非中性的，国家应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克服经济危机和萧条。除了上述货币中性论和非中性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而在长期则是中性的，坚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虽然对于货币中性与否，至今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和看法，但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来看，货币非中性更贴近现实。陆磊和刘学（2021）指出，不应该以货币是中性还是非中性的二分法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借鉴量子力学的概念，提出货币实际上是短期非中性和长期中性的叠加态。
对于货币供给是否外生可控以及如何控制的问题，无论是主流财政理论还是主流货币理论，都忽视了政府财政部门的实际调控作用。其中，主流财政理论基本上不涉及货币流通领域，主流货币理论要么认为货币内生，要么将央行视为理所当然的、唯一的货币调控主体，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主流货币学派认为，货币发行是政府财政部门无法控制的外生因素，政府财政部门能通过征税行为从货币发行中受益，但无法参与货币发行过程（Friedman，1963，2009；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黄金不再是法定货币，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方式从购买黄金逐步转变为购买国债、央行贷款、购买外汇以及购买资产支持债券等。因此，传统货币理论对于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问题都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货币外生理论的秉持者普遍坚信，央行行使货币发行权并主导货币调控的有效性，认为一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实现货币投放（增加供给）或货币回笼（减少供给），进而调控货币流通，实现稳定利率、促进供求平衡和充分就业的宏观货币政策目标（李俊生等，2020）。但是，近年来，多个国家的政策实践结果与上述判断有所出入。例如，有学者研究证实，美联储等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常常收效甚微，在危机防范、刺激经济以及保障就业等方面表现糟糕，相反，不少国家的政府财政部门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良好效果，实现了稳定利率等货币政策目标（Blanchard，2019；Feldstein，2009；Jahangir et al.，2006）。针对这一矛盾现象，现代货币理论学者反思货币发行的本质属性以及政府财政部门在货币调控领域的角色定位问题，认为货币发行的本质是一种财政行为，并将政府财政部门作为货币调控主体纳入分析框架，这种理论因其对政府货币发行和调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Mcleay et al.，2014；Werner，2014；Wray，2004，2015）。
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继承了货币信用论的分析方法和货币国定论的分析视角，认为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并非先有税收再有财政开支，而是首先通过支出来供应私人部门用于缴税和债务清算的货币，然后通过征税来回收释放的货币，以实现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转移。一个具有完全货币主权的国家，总是在以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政府财政部门是国家货币的主要发行者。财政赤字并不意味着政府会陷入财政危机，赤字相当于增加货币供给，财政赤字不应受到主权货币税收收入的约束。现代货币理论主张“功能性”财政政策：财政开支不必量入为出，而应以促进就业和民生为原则（雷，2017）。这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学观念——财政开支必须量入为出，过度负债意味着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后代，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引发通胀，等等。
二、货币的资产属性
除了一般等价物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反映，货币还具有资产属性。货币通常被当成主权国家（经济体）的负债，发行货币即货币当局对货币持有人的负债，但是只要有征税权支撑着国家信用，货币这种债务永远都不需要归还。随着经济不断金融化、数字化，货币的资产属性越来越成为主导，这是重新认识现代社会货币本质的关键点。
（一）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反映资产属性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主流经济学家对货币本质的认识隐含着从作为交易媒介的商品或者工具的设定逐渐向作为价值贮藏的资产转变。
古典经济学家阿瑟·庇古提出的“货币财富效应”指出了货币的资产属性，即实际货币余额（M/P）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随着物价水平P的下降，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消费者感到富有，并且更多地进行支出（消费）。
凯恩斯通过流动性偏好的分析提出了货币的资产观点。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源于三种动机：一是交易动机，即个人或企业的购买交易而引起的货币需求，交易货币量与收入成比例；二是谨慎动机，即个人或者企业为预防意外的支出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量与收入也成比例；三是投机动机，即个人或企业为准备未来的投资机会而引起的货币需求。其中，后两种动机均源于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
弗里德曼建立的货币需求理论是经济主体关于选择最优资产组合的理论，认为货币是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资产中的一种，人们通过选择最优资产组合来决定自己对货币的需求量（谢志刚，2021）。这里货币的职能不仅包括流通手段，而且包括贮藏手段，后者是更基本的特性。如弗里德曼所言：“货币的作用就是充当购买力的暂栖所。由于人们视货币为一种资产或财富的一部分，才促成了这一看法。”因此，资产属性是货币内生属性。
作为可与任何商品进行交换的一种权利，货币与资产没有差别。随着货币化、市场化，尤其是转向金融化，货币的功能在发生变化，或者说货币的功能结构在发生变化。货币持有者对货币的态度或认识，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已经不只是停留在流通手段的层面（刘尚希，2021）。从微观来看，货币是以金融资产形态存在的，因为无论是现金还是存款，都能产生（潜在）收益；从宏观来看，作为国家资产，货币可以置换石油、钢铁、粮食等任何国家需要的商品。
（二）货币状态论
货币是一种资产，既有“数量”多寡，也有“状态”变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货币偏重于“数量”概念，却忽视了“状态”概念，这是一种基于确定性、无条件的同质化假设。从数量的角度来看，货币超发，会导致商品普遍涨价，但如果从货币状态的角度来理解，货币超发不一定会出现所谓的通胀现象。在金融经济中，货币存量至少有三种状态，而货币状态与公共风险有关，货币状态随着公共风险变化而变化。用水来做一个生动的比喻，货币在不同的公共风险条件下会呈现类似于液态、气态和固态的属性。在一般状态下，货币就像液态水一样，流动性很强；在经济过热、公共风险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货币则像水蒸气，货币运动会加快，即使没有增发货币，也会出现所谓的通胀；在经济过冷、公共风险水平上升的情况下，就像气温下降，乃至于接近零摄氏度，货币就像水变成冰一样，许多流动性会被冻结甚至消失，需要增发货币才能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过去较长时间，我们都习惯于假定宏观环境是相对确定的，或者认为公共风险水平是一定的。在这种假设前提下，我们观察货币运动，只需要考虑货币数量，而不太关注货币状态。但如今的宏观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我们不仅要考虑货币数量，更要考虑货币状态。如果把货币状态这个因素考虑进来，那么货币数量论只是一种特殊情形，也就不难理解在货币放水的情况下并未出现商品价格随之普遍上涨的缘由了。因此，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胀的推导就失去了普遍意义。基于公共风险的货币状态论可以成为理解现代金融经济逻辑的新理论范式。
（三）资产属性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因素
一国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至少具备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国际化流通的价值尺度；二是货币应当具备国际性的金融资产属性，这种属性是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因素。货币的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单纯的货币属性，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计算价格；二是资产属性，具有与实物资产、债券等资产相同的性质而衍生出来的属性，比如当前的美元、欧元等主权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货币的国际化职能可以归纳为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贮藏手段三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可以理解为货币的基础属性，而贮藏手段折射的是货币的资产属性。在货币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资产属性是否成为事实上的主导属性，取决于交易动机。若动机是储备或避险，则货币无疑是由资产属性主导的。在经济活动中，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活动的主体，包括国家、跨国公司以及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均将美元视为一种资产进行配置，以获取避险保值等资产所具备的功能。事实上，国际上已将美元与黄金、石油等资产视为等同（祝元荣和李文峰，2019）。在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推行本币计价比推行本币结算更为重要。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人民币，而忽视资产与货币的币种结构问题。尤其是在美元贬值和美国国债不再安全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用人民币资产置换美元资产的意愿强烈（余永定，2011）。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将引致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收益和风险发生变化，进而引致国外投资者对其所持有的、包含人民币在内的资产组合的币种结构进行调整（沙文兵和刘红忠，2014）。
专栏：货币的股权性质
国家资本结构揭示了货币的股权性质。国家资本结构是一个国家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来说，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胀成本源于多发货币（股票）后在国民之间的财富转移（股权稀释）。国家发行的货币与公司发行的股票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公司发行的股票将偿还负债之后的收益在股东之间按股权比例分配。与此类似，一国产生的收益在偿还外债之后，在国民之间进行分配。因此，一国发行的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国债，实际上都是国家的股权（Bolton and Huang，2018）。
资产和负债由不同部分组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资产内部结构和负债内部结构，且其内部结构也是不断变动的。因此，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分析国家资本结构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还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都把通货和其他基础货币列入负债项。但是，从国家/经济体（央行/货币当局）的视角来看，发行货币和发行国债都不需要偿还，而且发行货币还能为国家获取铸币税、通胀税等。显然，货币是国家信用的股权化，设立并列入货币股权项目，既可以不改变资产负债表的性质，还能够优化国家（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结构（罗成和顾永昆，2020）。
应用公司金融理论来分析国家资本结构，可以为货币经济学、财政理论和国际金融学提供一个新的统一的微观理论基础。米勒和莫迪利安尼认为，在一个不完美的资本市场里，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市场摩擦，公司的投资收益与融资手段（负债或股权或两者的任意组合）有关，过度负债将抬升风险而增加公司成本，因此存在收益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Miller，1988；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内部股东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公司，当公司的股票被市场高估时，公司倾向于多发行股票。因此，最优资本结构是寻求负债和股权达到一个最佳比例的均衡状态，并使收益最大化（Myers and Majluf，1984）。同理，国家层面也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在现实世界里，国家的市场摩擦因素更多，通常存在或多或少的国家资本结构陷阱（资产负债表错配），通常表现为货币、期限、资本结构三个方面的错配，主要包括过度举借外债（货币或资本结构错配）、大量发行国债（期限或资本结构错配）、滥发货币（货币或期限错配）等（罗成和顾永昆，2020）。
在国家层面，货币（股票）发行得越多，破产风险就越小；货币（股票）越被国际资本市场高估，就越应该发行更多的货币（股票），以加大投资、消费或换取外汇储备。欧元区国家在1999年初使用欧元，相当于重置资产负债表，实行股转债，将大量的股权（本币主权债）变成等额债权（欧元主权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有较大的外汇储备，如发达国家瑞士的外汇储备超过其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这一理论也为判断央行货币超发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国发行多少货币，与该国的GDP增速有关，也与投资收益率有关，还与通胀预期有关。GDP增速越高，对国家发行货币的需求就越大。但只有投资收益率为正，国家发行的货币才能够得到正收益，才可能继续发行货币。而且，当实现的正收益在国民间分配时，只要不涉及从原始股东到新股东之间过大的财富转移，便不会提升通胀预期，才适宜继续发行货币。因此，宏观股权融资边界是由微观基础决定的，发行多少货币既要看项目的净现值，也要看通胀成本（Bolton and Huang，2018）。
三、征税权衍生国家信用和主权信用货币
（一）征税权与国家信用
西方经济学研究征税权从个人的自利假定出发，而且将征税权直接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不能回答自然经济条件下征税权存在的必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征税权的理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它提出了征税权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性问题。[2]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与国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时代从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中出现的，这就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回答了公共权力的产生过程，解释了征税权的起源。[3]征税权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个人的自利博弈方面进行解释的，相反，正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原始社会才采取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个人如果要从自利的角度进行免费搭车，不仅会面临生存的威胁，整个氏族也不可能长久存在。马克思说，赋税是国家在经济上的存在，是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国家本身没有资金来源，就需要无偿的资金，必须赋予国家征税权。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一切政治都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征税权的设立是为国家运行提供资金支持，国家的其他一切职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
征税权既是一种政治权力（人民的认可），也是一种经济权力（类似于债权）；既是对个体的一种强制，也是社会共同体的契约。作为政治权力，征税权可以强制地无偿转移经济资源，“征税的权力涉及强迫个人和私人机构交费的权力，这种收费只能通过向政府转移经济资源来进行，或涉及对这些资源的财政索取权——这种收费伴随有严格的征税权意义上的有效实施”（布伦南和布坎南，2012）。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在这个意义上，得不到普遍认可的权力，只是暴力。人民对于征税权的认可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标志，征税权一旦消失，其他权力也都可能被推翻。如果一个国家的征税权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国家信用，因此征税权产生国家信用。
（二）主权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国家信用，价值基础来源于财政
主权信用货币是非足值货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主权国家发行的不可兑现的货币。主权信用货币具备三个鲜明要素：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发行主体的唯一性，不是政府自身，就是政府授权的主体；二是货币发行的价值基础，是主权国家整体既有的和潜在的经济实力，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某种金属商品的价值；三是货币的形式有主权国家明确规定的货币单位等标记。
现代货币理论从货币的需求来源分析其存在的基础。国家的立法强制并不足以让人们接受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是因为国家规定了货币的用途，几乎所有的交易行为和债务清偿行为都需要使用货币，其中一些行为是强制性的，如纳税。在所有这些需求中，税收是最重要的机制，即税收驱动货币——政府只有先将钱花出去，人们才有钱纳税。
征税权产生了国家信用，国家就可以开“空头支票”，即依托国家信用发行信用货币。唯一可以开“空头支票”的就是国家，而个人和公司都不行，这是因为国家信用在主权货币条件下是无风险的，而个人和公司的信用都存在风险。国家信用衍生出主权信用货币，并垄断了信用货币的发行权。国家信用衍生出信用货币，因此现代预算可以以支定收。央行代理国库，没有税收也可以花钱。财政支出的过程就是货币发行和基础货币投放的过程，而征税的过程就是货币收回的过程，因为货币回到了央行，实际上收回的是基础货币。从央行国库出来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在发行基础货币，它还会产生货币乘数，产生派生存款。从这一点来讲，其实财政收支和货币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刘尚希，2022）。由于主权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国家信用，一国的货币应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有了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基准（黄奇帆，2022）。
四、财政是（主权信用）货币和金融的价值基础
（一）征税权产生国家信用，奠定了财政的基础地位
在主权信用货币出现之前，货币本身具有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信用的作用并不凸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的国家信用化和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升，如前所述，征税权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是财政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由此产生了国家信用。而主权信用货币背后的支撑正是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又是由财政，即征税权衍生而来的。因此，就国家信用而言，财政是主权信用货币和金融的价值基础。
（二）财政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无风险资产和资本市场定价基准
在经济金融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而言，财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凸显。国债为金融市场提供基准和基础设施，国债是典型的信用违约风险最低的金融工具，被称为“金边债券”，为资本市场提供定价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就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随着经济交易的货币化程度、社会财富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风险社会对无风险国家信用衍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三）国债成为货币政策的基础工具
国债源于弥补财政赤字，但随着财政与货币政策作用的深化，国债超越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初始含义，如美国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无赤字国债”。如今国债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财政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进一步显现了财政对金融的基础性作用。
（四）财政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随着经济社会分工的深化，不同领域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且各有自身的风险化解机制。然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各个领域的风险不能自行有效化解时，财政就成为风险的“最后兜底人”，否则，风险的宏观化、公共化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乃至兴衰。金融风险也不例外，即使是极为重视且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在“次债危机”时期也由财政购买了大量“风险”资产，甚至“有毒”资产，这就是例证。因此，从风险兜底的角度而言，财政也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最后的承担者，财政救助是稳定金融市场信心、恢复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政策工具。
综上，财政征税权衍生国家信用，进而成为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财政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无风险资产和资本市场定价基准，国债成为货币政策的基础工具，财政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以及下文将阐述的财政的收支就是货币的回收和投放过程，等等，都在强化和证明财政是货币和金融的基础。
[1]最早的考古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人们在泥板上记录了大量关于宫殿与庙宇的借贷和交易行为。后世类似的证据还有英国政府自中世纪开始发行的财政部符木，以及发生在太平洋雅浦岛上的“费币”的故事。实际上，经济学的两位巨擘——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货币论》和《货币的祸害》中研究了雅浦岛的费币，并认为“记账货币”才是货币的本质属性。这等于说，货币起源于借贷行为，记账单位才是货币的本质属性，今天的数字货币和银行账户、清算体系与乌鲁克城的并无本质区别。
[2]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资料来源：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