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文献

航海文献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有文化的商人、地理学家和水手会将他们海上旅行的知识记录下来。很显然，这种体裁的起源是环境导航的口口相传。但在中世纪时期，大量的不同语言的航海指南文献和航海图都得到发展。这些资料以各种各样的图像和文字形式为后代的航海者记录了航海知识，其中大部分流传至今。这些文献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希腊罗马传统，包括欧洲的波特兰（portolan）(3)航海指南和罗泰罗（roteiro）(4)航线日志，伊斯兰世界的“rahmānij”（即航海指南），以及中国的航海手册、恒星图和地图。这些著作总体上代表了大批的原始资料，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中世纪海洋知识状况的更详细、更具全球性的视角。

我们看到，在9、10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地理著作中，出现了与海上航线有关的内容。第一份资料是贾耽在公元785年到805年间撰写的汉语文本，描述了从中国唐朝到阿拔斯（Abbasid）伊拉克的航行（Zhao Rugua 1966：9—14）。主要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初期伊斯兰地理传统也记载了9世纪的这条路线，但方向相反，是从西亚到中国。年代为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sīn wa-l-hind）（2014）中最古老的部分，描述了从西拉夫（Siraf）到广州的航行路线。虽不及后来的描述那么详细，但也提到了它们之间的航行方向、航行危险、寻路标记、停靠港、补给站，还有从一个港口到下一个港口估计所需的天数。阿拔斯的行政长官伊本·胡尔达比赫（Ibn Khurdadhbih）在9世纪下半叶所写的《道路与王国之书》（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中也描述了这条路线（Ahmad 1989：3—30）。到10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地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和民族志学更有关的部分也纳入了对海洋的描述。例如，知识广博的马苏迪（al-Masʿudi）（1861—1877年）曾经去过西印度洋，他描述了10世纪的海上航行，同时他的《黄金草原和宝石矿山》（Murūj al-dhahab wa-maʿādin al-jawhar）也包括几章关于世界海洋的内容。

在这一时期，一些更具技术性的航海文献也被提及。10世纪的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提到了航海指南，他认为船长和商人这些“对这海洋最有辨识能力的人”会“一起仔细研究，并完全依赖于它，根据其中的内容行事”（al-Muqaddasi 1906：10； 2001：9）。15世纪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b.马吉德（Ahmad b. Majid）（通称伊本·马吉德——译注）在对他出生前编撰的航海著作的引用中，也支持了这些言论。伊本·马吉德提到了先前航海文本的三位作者：穆罕默德·b.沙汗（Muhammad b. Shadhan）、萨赫·b.阿班（Sahl b. Abban）和莱思·b.卡兰（Layth b. Kahlan），他将他们称为航海领域的三头“雄狮”。尽管年代存在争议，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他们生活在11世纪和/或12世纪，这强烈地表明，在10世纪或11世纪，甚至更早，航海文献（阿拉伯语和/或波斯语）就已经发展并得到运用。

11到13世纪，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重要的航海文献。例如，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份成文的潮汐表。最早的潮汐表出现在中国，时间是11世纪前的某个时间段。它出现在杭州附近。如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在第七章《表现》中所述，杭州以其涌潮而闻名（见图7.9），潮汐表说明他们了解月球对潮汐的影响。13世纪，圣奥尔本（St. Albans）修道院的僧侣们编制了欧洲第一份潮汐表，不过罗宾·沃德（Robin Ward）（2009）指出，它似乎主要根据潮汐变化的理论而非经验认识。不过，在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中，潮汐被记录在一幅北大西洋14个港口的环形图中（图7.6）。在北欧水域发现的巨大潮汐变化使潮汐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沃德估计，中世纪欧洲大西洋航迹图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与潮汐有关。其他航海文献，如有关印度洋的文献，对潮汐并没有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主要原因是潮汐变化在这些水域没那么剧烈（Aleem 1967：459—467； Needham，Ling， and Gwei-Djen 1971：3：483—494； Ronan 1986：3：178—179； Taylor 1956：136—139； Ward 2009：139）。

由于航海指南越来越多地被写下来，并最终在视觉上呈现，因此我们也看到了13世纪地中海和黑海地区航海手册和波特兰航海指南的发展。现存最古老的波特兰航海指南文献是《航海手册》（Compasso da navigare），为意大利语文本，时间为13世纪晚期。它为地中海航行作出了详细说明，但没有插图。不过，在一份更古老的12世纪拉丁语文本Liber de existencia riveriarum中(5)，已画出了地中海的海图（Gautier Dalché 1995），它说明视觉表现有更长的历史。因此，“波特兰”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以区域为重点、通常绘制在羊皮纸上、表现海岸但仅表现少数内陆地貌的海图。港口名称的题写与海岸线呈90度角，用特定符号，如红点或十字等标示浅滩。这些海图内纵横交错的线网形成星形，被称为风线或恒向线，它们又进一步细分与罗盘的主要方向相对应的16个、然后32个次级方向。波特兰海图包括以英里为单位的距离比例尺。现存最早的波特兰海图是1275年左右的《比萨航海图》（Carte Pisane），如图1.1所示，它是一幅绘制在未裁剪的羊皮纸上的巨大海图，其名称源自意大利城市比萨，因为它是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于19世纪从比萨获得的（Kelly 1979：33.2； Taylor 1956：98—114）。尽管像《比萨航海图》这样保存完好的例子可能并未在船上得到使用，但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自13世纪晚期开始，波特兰海图就被带上了地中海的船舶，与它们一起的还有一些欧洲最早的磁罗盘。有几篇文本将这些海图描述成为航海提供便利的技术工具，尤其是帮助被吹离航线的船员找到方向。

在14世纪，波特兰海图发展到将大西洋，尤其将不列颠群岛纳入其中。到15世纪，葡萄牙水手沿西非海岸航行时已经在使用它们导航。在葡萄牙君主雇意大利和马略卡航海家协助他们出海探险时，他们将地中海的技术应用到大西洋的波特兰海图上，比如使用黑色、绿色和红色的方位线（恒向线）和用十字来标记近海的暗礁（Baldwin 1980：41）。从地中海的穆斯林水手中也能看到这一传统，如在安布罗斯图书馆发现的1325年的阿拉伯海图上，或者在1413年图奴斯路·易卜拉欣·卡提比（Tunuslu Ibrahim Katibi）的波特兰海图上（Brice 1977：55—56）。这些海图以不同程度的准确性记录了至关重要的地理和航海细节，它们提高了安全性和航行效率。

这些文献也展现出航海知识随时间推移的逐步改进。《比萨航海图》描绘地中海相当准确，但对于大西洋海岸线却并非如此，不过后来的波特兰海图对这片区域的呈现就精确了许多。航海图精度的不断提高反映了无数（大部分是无名的）船员的努力，他们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如对大西洋海岸距离的估计等，记录了新的海岸地貌，并慢慢地丰富和完善了他们对于各水域的知识。航海图可靠性的提高也反映了13世纪末和14世纪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海上商业交流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层面上（Kelly 1979：19—23）。15世纪早期威尼斯水手的一份手稿，被称为《罗兹岛的迈克尔之书》（The Book of Michael of Rhodes），是另一份引人注目的欧洲航海资料，最近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它显示出对适用于航海的数学原理的运用（Long，McGee， and Stahl 2009）。

在北大西洋，现存最早的航海手册来自15世纪，不过，在更早的文献中已出现与航海有关的章节，比如在13世纪中期的古挪威著作《国王之镜》（Konungs Skuggsjá）中发现的航海章节，且在古挪威或冰岛的讲述冒险经历和英雄业绩的长篇故事和冰岛法律书（Konungs Skuggsjá 1917：156—162）中也有提及。15世纪的航海资料包括用中古低地德语（Middle Low German）撰写的导航指南《海书》（Seebuch）和一份用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编写的航迹图。两者都依赖于大部分来自南欧的前几个世纪的航海知识。《海书》具有特别丰富的环境方面的知识，它列出了潮汐、罗盘方位、港口、水深点、距离和航行危险（discussed in Ward 2009：152—154）。它几乎没有伊本·马吉德的著作中十分突出的天文学内容，对北大西洋上恒星的高度几乎毫不重视，这表明了当地航海实践的不同。正如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在本卷第七章中所述，技术航海文献在15世纪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更为突出，其中包括多种中国的航海手册、地图和图表。

在西印度洋，现存最早的详细航海技术文献是由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b.马吉德在1462年至1492年间创作的。他撰写了40多部著作，为详细了解14世纪到15世纪中期印度洋的航海状况提供了资料（Ferrand 1921—1928； Ibn Majid 1993，1971； Tibbetts 1981）。他的作品除一部外，均为诗歌，用简单的“rajāz”(6)韵律写成，便于记忆。这一事实提醒了我们遍及全球大部分地方的航海知识的口传规模。这些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由不识字但知识丰富的水手背诵下来的。口传在这一时期是普遍的做法，它使不识字的水手能够通过诗歌和歌曲记住大量的知识。这部中世纪航海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以手稿的形式捕捉到了口传内容的一部分，否则它们也将在历史中被湮没。

伊本·马吉德在后期的一部作品中，提到了合格的航海者应该具备的知识：“航海者（sāhib al-dark）需要知道日出、日落、水平位置恒星组合、恒星高度测量的准备和数据取得，以及恒星的起落点（用于方位）、纬度、经度、赤纬和天体轨道，才能成为一名大师级航海者（muʿallim）。”（Ibn Majid 1971：28—29； Tibbetts 1981：77）如果把它与本章引用的乔叟的更早描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至少在印度洋上，到了15世纪，环境导航已经与天文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更广泛而实用的知识体系。虽然这些文本以阿拉伯文撰写，但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知识传统的各种不同的航海和天文知识。在单一的文字中，交织着伊斯兰二十八星宿、波斯太阳历法、贝都因人的恒星知识和印度的纬度测量。人们认为，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伊本·马吉德提到的更早的“三头雄狮”文献，尽管单独的出处已几乎不可能被理清了。

因此，我们看到，由于航海者越来越多地开始用墨水保留他们的知识，在欧亚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航海文献的文化共享。不过，记录这些知识的形式是多样的，文化上也各不相同。潮汐表、海图、星图、航海手册和诗歌均用不同的语言写成，以便水手们更好地理解海洋，更安全地穿越海洋。总体上，它们代表了一种更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是为了后代的利益而以书面形式记录和传播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