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于江湖
——评张北海《侠隐》

少年子弟江湖老。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的《侠隐》，是唱给旧时光、老江湖的一阕挽歌。

中国文化里头，轰轰烈烈的侠，末了的收梢总逃不过一个隐。虬髯客、聂隐娘，无不如此，正所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尚是一个武侠的美好时代，快意恩仇，功成身退，等时光转到民初，却是连这种热闹已不复存焉。

一个侠客因为师门血案而逃亡在外，多年后回来寻仇。张北海挑了这么一个武侠小说的老套，想讲的却不仅仅是复仇的主题。或许，在小说里，最大的仇敌不是人，而是时间和记忆。当师门这一老一少，在古都京城如孤魂野鬼一般游弋、闲荡、漫游的时候，与其说在寻觅仇敌，不如说在追忆逝水年华。故都风物，三教九流，人情世故，“全变了……连票号银号都在卖什么‘航空奖券’。能叫我想起从前那会儿天桥的，是在地摊儿上喝的那碗牛骨髓油茶，跟‘一条龙’吃的那笼猪肉白菜馅儿包子”。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法律制裁取代了江湖规矩，时装取代了马褂，巡警取代了镖师，“四十年的武艺，一个子弹就完了”。老派的武林作风、应答，在新式文明社会里，显得那样的滑稽、落寞、不合时宜。当然，也有不变的。“万一发生巨变，师徒分散，失去音讯，则切记，圆明园西洋楼废墟，每逢夏历初一午夜，是本师门幸存者约会时地。”这个关于圆明园的约定，是张北海的神来之笔，是《侠隐》最让人动心处。巨变，分散，废墟，幸存者，约会——何止师门，简直是一切历经时间劫毁的人生的一个奇妙的隐喻。

《侠隐》开篇且通篇笼罩在冷清苍凉之中。既有京城中的夜行、隐秘中的寻仇，也有山雨欲来国难当头、一个时代大的隐退。在这部武侠小说里，张北海似乎俨然化身为了张爱玲。“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这种明晰、亲切的记忆，既来自《侠隐》中不厌其烦列举的种种风味小吃，也来自那种江湖中的丝丝儿女之情。小说中有个细节写到与侠客相恋的女人在洗头，“她上身只穿了件白坎肩儿。双手按着头，露着两条白白的膀子和夹肢窝下那撮乌黑的腋毛。胸脯鼓鼓的。微湿的坎肩贴着肉”。这是那种真正的贴肉到骨的质感，一个大时代下的小小的温情记忆。正是这些无数的含有余味的细节，构成了《侠隐》的动人力量。

但是，时代终究是巨大的，裹挟一切奔腾向前，在与时俱进的时代面前，个人永远是过去时的，心怀忧愁。张北海十三岁离京，从此终生漂泊海外，无法叶落归根，因为他的老北京，他的武林春梦，在时间的河流里根本无法重现，而只能通过文字点滴缅怀。《侠隐》，张北海这个老移民写的武林旧事，该是怎样的一个愁字了得！“侠隐”，“侠隐”，田园将芜胡不归？在大时代里，个人何去何从，也许，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侠隐》的诞生，缘于张北海的亲身经历。那是抗战时，五岁大的张北海，和二姐（十四岁）、三姐（十岁），还有朋友家的小女儿，随着母亲，一行五人，从天津逃难去重庆。火车只能坐到济南，随后雇了个骡车，一路慢行去西安，一切恍若回到旧时百姓在战火中的流离失所。母亲听到张北海小孩子不懂事，唤赶车的“骡夫”，让他别这么叫，人家有名有姓，你得称他一声“大叔”。这让张北海初经人事。“从叫‘骡夫’到改称‘大叔’，正是我妈教导我跨越了这个对人尊重的界线。”正是这个“大叔”，在途中护着妇幼五人，有惊无险躲过匪患，平安抵达西安。张北海后来回忆：

每次看武侠小说，总会让我想到大叔，记得有一部是讲几个镖客护送三品京官一家告老还乡，真有点像大叔护送我们五人从山东到西安。尽管我们是逃难。……我经常胡思乱想。是在这样一次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为大叔编了一个故事。他曾经是“会友”一名小镖头，镖局关门之后，他既不想去干警察，也不愿在庙会“以武会友”下场子卖艺，也没兴趣去开饭庄酒馆，更不肯去给遗老护院，给新贵做打手，就这样去做了这个和他当年走镖有类似的行业，用骡车护送家人货物远行。1942年，他护送我们五人，我觉得他有五十多岁了，个子身体都很好，年纪也大致符合我为他编的故事，一路上，虽然没见过他施展什么功夫，也没见他身上有什么家伙，可是大叔还是像镖头似的把我们五人平安无事地从山东护送到西安。

这就是《侠隐》的缘起。《侠隐》讲的是时代里的“末代侠客”，也是生活中的“平凡英雄”。这样“英雄侠客”，对张北海来说，还有他二哥张文庄（张艾嘉的父亲）。

就在张北海随母亲逃难前夕，二哥张文庄因不堪父亲的粗暴管教（张北海后来反思父辈教育，“无论父亲政治上多么前进，十八岁就参与了反清起义，但他究竟生在清朝。再加上去日本上大学。传统保守的儒家思想，加上受日本大男子父权意识影响，父亲只能，也只知道如此管教子女”），逃家出走了，毅然从大学退学，又只身从天津去重庆，考取了中国空军官校，随后去美国受训。临行前，在天津请弟弟张北海和奶妈吃冰激凌：

快吃完的时候，他取出一块大洋给了杨妈，说文艺喜欢吃巧克力和草莓冰激凌，有空买给他吃，然后补上一句：“你们吃，我先走了。”

就这么干脆磊落的一句！二哥就这么跑掉了，没告诉任何家人。张北海后来回想这段往事，才意识到二哥最后那句“我先走了”的双重含义，“他像是在和我及杨妈告别”。这段记述，曾让张大春一度唏嘘落泪：“固然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永别，但是人间离乱几能知，陌上寻常聚散时，少小之际那些被匆匆错过而日后也无从追寻缝缀的散落记忆，恐怕才是死亡的痕迹。”

1955年，二哥张文庄奉命驾“美龄号”专机飞马尼拉接叶公超时，刚从台北起飞就在新竹附近失事，年仅三十一岁。

“二哥有料！”这是张北海对英年早逝的二哥最简单、也最高的评价。在他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永远是二哥那个“侠客英雄”的样子。

“你们吃，我先走了。”

1986年，年过半百的张北海回江西老家探亲。五台山下的故里早已物是人非了，只有一位老奶奶还认得老张家的人：

老奶奶头一句就问我是不是文庄。我两秒钟之后才明白她的意思。我二哥是她当年见过的我们家人里面最小的一个。她以为文庄现在长大了，就是我。我通过小李的翻译（地道的五台话可真难懂，连在山西住了这么多年的毛参谋都听不懂），慢慢一句一句告诉她，文庄是我二哥，我的家离开山西之后，我妈又生了二女一男。我最小。她记得我爸、我妈、大姐、大哥和二哥，一个个问起。我一直在犹豫，不能决定要不要告诉她我二哥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后来决定还是不讲。

这是张北海的大慈悲了。后面老奶奶把陪同的翻译小李误当成张北海媳妇了，很高兴北海离家这么久，“到头来还是回老家娶了个本地姑娘”。张北海悄悄叮嘱小李别说破，让老太太乐一乐挺好的。小李跟老太太又说了些话，张北海看到她脸色突然深沉下来。“顿了一会儿，我看她眼眶圈儿都红了，她才说：‘老奶奶要送你一个鸡蛋……’”张北海回忆说，“那个鸡蛋使我有了一点回老家的感觉。这是家乡的味道，而且是穷的家乡的味道。”这就是让张北海动容的故乡的人，故乡的情。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种念旧和悲悯才是真正的侠客精神吧。

张北海自己，又何尝不能称为“侠”呢。从小到大，从北京到纽约，一路走来，有教训有忏悔，有家庭的叛逆，有侥幸的脱险，也有无果的初恋，虽经风波，但结局尚好。用莎士比亚的戏剧说，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结尾好，什么都好）。

张北海这一生，朋友满天下，不曾孤单过。他潇洒，通达，还有些念旧，是真正的性情中人，魏晋一流的人物。他的生活跟文章一样，自然纯粹而又有点艺术化。他的行事做派，写下来，俨然就是一篇活生生的“世说新语”。不过他当年远走海外，作为最早定居美利坚那一代，只身闯天涯的孤寂还是有的吧。从更远来说，他是从中西教育中走出来的一代，未受其累，兼得其益，无疑是他的幸运和造化，但初次闯荡“新世界”的那种寂寥心情，谁又真正能懂呢。在临终的脑海里，不知张北海是否会记起他幼时在北京听戏，马连良的《武家坡》，那一段苍凉却磊落的唱词：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