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1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近，已经能够听到它的足音，嗅到它的气息了。

21世纪将是什么模样？许多方面难以预测，有的方面怕是确定无疑的了。其中，刚刚兴起的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肯定将是21世纪席卷全球的大潮。起始于40年代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将在下个世纪完成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则要大幅度地提高信息传递能力。这次革命以电脑和光纤通信相结合的高新技术渗透和装备各行各业，既是技术革命，也是产业革命，它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使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高度信息化和一体化。为迎接这一挑战，美国率先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共体、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的信息化计划也相继出台，我国则提出了“三金”（“金桥”“金关”“金卡”）工程。新加坡2000年建成核心工程——智慧岛，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国家。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网在下个世纪最初10年建成。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争先恐后。在全球刮起了热度相当的跨世纪之风——信息高速公路之风。

第二次信息革命带来的通信手段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将使新闻传播手段面貌全新，新闻传播进入“多媒体”时代。那时，只要有一台多媒体电脑，就不必分别购置电视机、录像机、收录机、传真机和电话机，不必订阅报纸和杂志。通过多媒体电脑，可以随时欣赏各种音像资料，阅读图像声文并茂的电子杂志，收看任何一种当日出版的电子报纸。新闻接受者不仅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而且可以及时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信息中心，有可能将自己掌握的新闻和信息输入信息网络。那时的新闻和出版，不仅告别了铅与火，也告别了笔与纸，人类的信息传播从而进入无纸时代。社会生产方式和新闻活动方式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新闻观念大幅度、深层次的更新，使新闻学步入一种崭新的阶段和境地。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一个耗资数额巨大、技术难度很高的复杂工程，发达国家需要10年至20年的时间方能建成，发展中国家则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信息高速公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媒体时代不可能瞬时从天而降，然而，它也不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中外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通信系统建设不能再走先铜缆后光缆的老路，应当直接采用最新技术，既实现相当程度的超常发展，又避免巨大浪费。我国一个由一流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我国信息高速公路工程两步走的战略方案，即到2000年初步建成国家高速信息网的骨干网，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高速信息网的大部分网节点。这样的设想如能实现，为期不算遥远，比发达国家至多落后十年。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实际步骤上既不能操之过急，又要积极参与这一国际竞争，绝不能自甘落后，错失良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的超常发展，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形成与时代变迁相对应的同步思维与超前思维。原先谁能想到，短短三年的时间，河南省的省地市报纸统统实现了电脑组版、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谁能设想，地处内陆的郑州市，将用三年时间（1993——1996年）建成含1000个以上用户终端的“可视图文系统”？谁能料到，不到10年时间，中国成了拥有2.1亿台收音机和2.3亿台电视机的媒体大国？但这的确变成事实或正在变为事实。实际上，我国新闻界早有有识之士“闻风而动”，以实际的研究步骤迎接未来社会的挑战。早在1989年1月，穆青同志格外关心的“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CAPT）开始筹备，1991年5月正式成立。CAPT以“让新闻事业插上科学的翅膀”为宗旨，脚踏实地地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新技术推广活动。今年七月，举办了“中国国际信息处理、通讯、广播及报刊制作展览会”，以全新的意识和课题引起了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年4月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八所院校的新闻学专家聚会郑州大学，举行了以《新世纪与新闻学》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呼吁从现在起，有计划地研究新旧世纪之交新闻学发展中的一系列崭新课题，特别要重视信息革命对新闻学提出的种种挑战。今年7月，中宣部在呼和浩特召集十六所高校的新闻教育专家进行座谈，提出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跨世纪的合格新闻人才。为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战，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已经迎头而上。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新闻学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容和结构，这是20世纪的经验，也将是21世纪的轨迹。第二次信息革命的到来和深化，要求新闻学首先调整和重构它的技术学科和应用学科。由于传播技术的高度现代化，新闻实践活动发生了质的变化。旧有的采访学、写作学和编辑学等业务学科的不少内容已经过时或即将过时，需要更新内容，或重构其思路与框架。与崭新的传播技术相对应，还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与应用分支学科。由于新闻传播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高度现代化使新闻事业的性能发生某些变化，由于技术手段的更新引起的新闻体制的某些变化必然触动旧有的新闻观念，进而形成新的概念、新的观点，使新闻学的基础学科即新闻理论新陈代谢，从而带来新闻学从基础理论到技术与应用分支的全面发展和整体优化。新闻传播技术的高度现代化，同时意味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国际化。不同国度的新闻活动，按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已是大势所趋。但在同时，又如何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民族习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也是十分严峻的问题。这自然也是对新闻学提出的一系列崭新的研究课题，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会做出不同的回答。施拉姆不愧为传播学的一代宗师，其新闻学术思想在西方盛行近半个世纪。最近，海外有人著书，名曰：《别了，施拉姆》。到21世纪，施拉姆的新闻学术思想是否彻底过时，这且另当别论，但透露出来的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新闻学，都在21世纪的挑战面前酝酿着新的突破、大的突破。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学者，自应“闻鸡起舞”，奋发图强。

在新旧世纪之交和21世纪，除了全球性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的震荡外，中国本土也将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同样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要求。2000年前，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从构想变为现实。到下个世纪，台湾的问题也终将按“一国两制”的模式得到解决。到那时，中国将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两种性质的新闻事业并存。这必将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在今后50年之内，也就是21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同志说：“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同样的道理，下个世纪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也是很有希望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学。问题在于，我们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从现在起，把有关新闻学发展的紧要问题认真抓起来，并且持之以恒，以求显效。

比如，在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中，如何大胆广泛吸收海外国外的新闻学研究成果，同时又注重总结国内百余年间新闻事业的经验教训。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应当说，我们对域外新闻学的翻译和介绍是很不够的，量既不足，质也不高。所谓量不足，就是翻译得少。对传播学的介绍算是数量最多的了，但翻译过来的著作至多够一个两位数。至今，我们对它的批判学派，还只了解一个大概。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存在了半个世纪以上，对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介绍得不够，研究得也不够。所谓质不高，指的是对已知的域外新闻学，缺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全面中肯的分析，我们的一些判断和推理往往流于简略和肤浅。对世界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了解甚少，理解甚浅，这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状态应当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百余年间新闻事业的兴衰演化，其研究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不少方面，严格来说尚没有走出整理资料的阶段，理论升华更显不足。以往，我们的主要精力用来研究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对民主革命时期办得最有声有色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却研究得不深不细，没有总结出有分量的经验。对于影响广泛、功不可没的民主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以及旧中国历史最久远、影响最深远的《申报》，我们的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至于对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方报纸，以及港澳台和海外的中文报台，我们的研究就更为薄弱了。就连新中国40余年的新闻事业，只有近年才出了两部概述性著作。如果不抓紧时间做大的投入，尽快填补这些空白和粗疏，在新旧世纪之交和下个世纪之初，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工作就很难有什么大的建树。

再比如，如何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关于新闻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谁都知道，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就是社会改革和新闻改革。我国今后50年的历史，是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的历史，也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必将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新闻改革需要社会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自然也需要理论上的说明和支持。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哪些方面？怎样改革？对新闻改革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给予科学的解决，理论的说明，就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新成就、新建树。没有改革，新闻学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新闻学研究不能回避社会改革和新闻改革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如新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新闻传播的国际化和坚持社会主义党性原则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21世纪已经提出，有待继续探讨和回答的严肃问题。我们把王中教授尊为新闻改革理论家，主要是为了发扬新闻学研究的改革精神、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以这种精神回答新问题，探索新领域，做出新结论。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小富即安”，不能流于简单化和原始化，而应当眼光远大，具有不断创新的志向和胆识，使新闻学趋于精确化和系统化即科学化。我们不仅要善于事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要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以便以我们的理论有力指导下一步将要进行的改革。中国新闻改革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紧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这样，既可排除右的干扰，又能冲破“左”的束缚；既保证方向正确，又能够有所作为。

又比如，如何调动新闻学研究队伍中三支力量的积极性，形成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综合优势。这三支力量一是新闻实践部门的研究力量；二是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新闻研究机构；三是高等院校新闻教学和新闻研究人员。三支力量各有各的优势，从两种直接需要出发进行研究活动：一是为了回答和解决新闻实践与新闻改革的实际问题；二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到二者并重，并使二者取长补短，有机统一起来。为了培养人才进行的研究活动自然长于系统性，但不能脱离实际，回避新闻实践与新闻改革的现实问题；为了回答现实问题的研究自然生动活跃，但不能停留于零打碎敲，现炒现卖，对实践经验只做浅层总结。二者都应瞄准学科前沿，敢于触及新闻学发展中的最新课题，同时都注重理性升华和学科知识的系统性。20世纪初，中国新闻学诞生时的历史经验，至今值得借鉴。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祖，他们既有长时间新闻工作的经历，又都在大学专职或兼职任教，为了教书育人撰写了系统性很强的新闻学著作，为20世纪中国的新闻学构起最初的框架，并使国人受益七十余年。不要一提学院教学就视之为“经院哲学”。只有有了系统性的研究和系统性的成果，面对21世纪的挑战才会避免软弱无力，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体系之举，才能壮志有酬。

我国著名新闻学专家方汉奇先生在谈到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时说过：20世纪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比欧美日本，并不落后到哪里去。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应当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四化大业的成就，中国的新闻学在21世纪是可以大有作为，独放异彩的。

（载《高教研究与管理》1994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