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科学与科学精神

新闻学原本是一种科学，新闻传播研究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科学活动、学术过程。我们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包含科学成分，尽力使之趋向真理，贴近真理。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研究持有科学态度，贯穿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让科学与真理的阳光照亮我们的工作进程。一个人的一生，能够聚精会神地投入这样一种科学事业，是值得的，是无怨无悔的。

今天，能在这里发言，能见到这么多时常想念的老师和系友，我十分高兴。今年年初，一场大病加身，令我在京治疗休养至今，算来已9个月了。今天，我能走出病房登上这个讲坛；今后，使我仍有可能继续从事我所热衷的新闻学研究活动，这些多亏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和历届系友的亲切关怀和热心相助，使我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疗和休养的环境，增添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借此机会，我向老师和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下面，我就新闻科学与科学精神这个题目，谈三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点，新闻传播研究要有哲学头脑，哲学训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根本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多一些真正称上起规律性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空前繁荣起来了，同时迎来了新闻学发展的最好时期。在这十几年，我们发表和出版的新闻论著最多，创办新闻刊物和新闻研究机构最多，其数量及质量是任何历史时期无可比拟的。在这一形势下，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应当上新台阶，创新水平，开新局面。上新台阶至少有两种要求、两个标志。一是在新旧世纪之交随着多媒体时代的临近和到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新闻传播研究必须开阔眼界，拓展研究领域。现在新闻学领域的新问题、新课题太多了，对它们只有给予科学的回答，新闻学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丰硕的成果迎接一个崭新的世纪。二是在我国新闻学十几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多出一些精品，多出一些高水平的论著。也就是说，要多发现和概括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反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基本规律的东西。这两个要求并行不悖，相互融通。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了一定发展规模之后，强调出精品，追求高质量，就更重要一些，更紧迫一些。

带规律性的东西，一则带有普适性，被新闻实践认可、采纳，指导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活动；二则带有一定的恒定性，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价值是长存的，甚至是不朽的。如毛泽东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范长江的《记者工作随想》等，便是因包含新闻规律，特别是基本规律，或按时髦说法含金量大，从而成了新闻学的传世之作。十几年间，我们出了那么多新闻学论著，能被全国新闻界认可、叫好，有希望成为传世珍品的，能有几多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极少，但可以说不多。的确，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到了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应当超越状态描述和一般性的经验归纳，重在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靠一般的认识工具，无法触及，难以把握。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想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对研究者进行哲学训练。具备了足够的哲学素养，掌握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他科学方法才能发挥应有效应，才能观照现象蕴含的本质，发现事物内部的稳定性联系即规律。也只有这样，才能冲破经验主义对新闻学研究的长期束缚，提高这一学科的整体水平。十余年来，在几次会议上，在私下交谈中，我多次聆听甘惜分老师关于研究新闻学要靠哲学方法上升到足够理论高度的教诲，他本人的著作就曾做出这方面的典范。不少大学新闻系的中青年教师多次和我谈起，现在出了那么多新闻理论著作，但在理论概括的高度上，在对新闻规律的宏观把握上，很难说有哪一本达到或超过《新闻理论基础》的水平。尽管这部著作由于问世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的岁月，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对“四人帮”的批判重于对新闻原理的正面阐发，一些结论在今天看来已显得陈旧，但它内在的规律性和逻辑力量至今令人叹服。在书中，甘老师提出要从新闻事实、新闻传播者、新闻接受者三者关系考察新闻的特性和本质。在我国，这是首次如此明确地提出倡导这一研究途径和方法。新闻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在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方能揭示出来。这是真正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坚持这一方向和方法，新闻学才有可能成为科学，才有可能发现更多带规律性的东西。艾丰同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之所以成功，奥妙也在这里。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应当更自觉、更普遍地应用于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从而形成我们的整体优势。

十余年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引入多种外来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色彩纷呈。有的方法因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在相通，有一定的哲学色彩，效果更好，威力更大一些，如系统科学方法等；有的属于一般方法，因层次低而只能在一定范围起作用；还有的是生搬硬套，对揭示新闻规律并没有多大帮助，只能使人眼花缭乱。即便如系统论、信息论等真正的科学方法，也不能替代哲学方法。一切科学方法都应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统摄之下，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科学作用，对揭示新闻的本质和规律起到一定的作用。当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手段更现代化了。但是，不能因此丧失哲学头脑，淡化哲学意识，轻视哲学的作用。新闻学研究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统摄，是不能形成科学形态和科学体系，是不会称为科学的。当然，提倡新闻学研究的哲学意识，不是提倡随处套用哲学概念，不能用普遍规律代替新闻规律，更不能重蹈政治学取代新闻学的覆辙，这是需要防止的另一种倾向。

第二点，强调系统性和前沿性的统一，学术性和实用性的统一，把经验形态的东西及时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成果。

各高等院校的新闻学教师，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46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几年里，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为代表的新闻院系，先后出版了成套成系列的新闻学教科书和新闻学专著。这是新闻学研究的系统工程、系统性成果。一门学科要成为立足社会的科学，没有“成本大套”的著述，如同殿堂没有地基和骨架。这些教材和专著，凝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没有新闻学的这些系统化的东西，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对于中国新闻学的国内普及和走向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时而会听到，这些科学成果被讥为“学院派”的闭门造车，被讥为“经院哲学”。这是很不公道、很不严肃的说法。虽然不能说这些教材、专著本本都是精品（其中确有滥竽充数、粗制伪劣的货色），但相当一部分著作可以说是我国新闻事业上百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几代新闻研究人员心血的结晶。像方汉奇老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学的一座丰碑，它是要享誉海内外的。没有这类著作相继问世，中国的新闻学会成什么样子？会永远停留在“小儿科”的水平。

新闻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前沿性并不矛盾，在那些高质量的教材和专著中，系统性和前沿性、学术性和实用性是熔铸一体的。系统全面论述和阐发某一分支学科的教材和专著，不可能不反映本学科的前沿状态，只是教材中概述的规律更清晰、更准确，而专门探讨前沿问题的论著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大一些。从前沿课题的探讨到范畴体系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有一个探索和升华过程。如前所述，新闻传播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太多了，一个一个峰巅有待我们去攻取、去占领。我们原有的一些系统性的著述，从框架结构到具体阐述，已经落后于时代精神和新闻实践，应当汲取近十余年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调整、改造和重构。而对于新闻学前沿课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敢于触及、勇于探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充满活力，不断开放新的花朵，结出新的硕果。

一般来说，新闻知识系统化的任务往往由新闻教学队伍和新闻研究机构来承担。应当说，新闻教育界所出成果最丰。这在我国是一个好传统，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是直接用于新闻教学的教科书，1949年以来最早出版的几部新闻学著作，也是以教材形式面世的。但新闻教育界也同时肩负攻占学术前沿的重任。许多由国家下达和支持的重大课题是由他们完成的。新闻学前沿性课题的来源无非两条：一是本学科整体建构中的空白和难点，二是新闻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认识问题和技艺问题。相比较而言，新闻教育界攻占学术前沿有它的弱点，一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没有或缺乏新闻实践经验，对新闻规律和未来趋向缺乏体味和洞察力，仅凭一时的敏感和感应，只能做一些看似新鲜而并无实货的玄虚文章。我们还是应当坚持新闻教师既能教学又能当记者的有效做法，使我们在搜集、积累他人经验的同时，不但对前沿状态了如指掌，而且具有真实不虚的感受，有可靠的学术敏感和丰厚积累，能为攻占学术前沿铺路搭桥，添砖加瓦。

一个崭新的学科，一开始并没有或不可能出现奠基性的鸿篇巨著，通常是由几篇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信息量很大的学术论文打开通路，提出对全新课题的基本观点。不能小瞧论文的地位和作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在学术价值上超过许多部由剪刀糨糊加工出来的平庸的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公开和内部出版的新闻学术和新闻业务刊物，数量空前而缺乏创见，谈不上学术价值，根本称不上论文的平庸之作比比皆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们的论文应当有创造性和学术性，也就是要触及新问题，阐发新见解，并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反映规律性的东西。有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有了零散但新颖的学术观点，应及时使之系统化。系统化了，普及性和应用性也就强了，也就便于传世了。50年代中期，王中教授提出的那些科学价值很高的新闻学术观点，最终没有成为系统化的论著，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学术界的一大憾事。当然，攻占学术前沿也罢，把最新成果系统化也罢，都要抱以科学态度，既不能迁延时日，也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总结出不少光彩照人的新闻思想，我们只要认真严肃、全面客观地加以总结，就可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雏形，为21世纪新闻事业的更大发展和新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做好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一些长年累月忙碌在新闻报道第一线的编辑记者，近些年掀起了一股著书立说热。不仅发表了一批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像样的新闻学术著作。有的同志出手不凡，堪称“文武全才”。他们研究的大多是新闻实践提出的前沿课题。有了新闻教学队伍、新闻研究机构和热衷学术研究的编辑记者这样三支队伍，相互协同攻占新闻学术前沿，相互配合承担新闻知识系统化的重任，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新旧世纪之交，肯定会上一个大台阶。

第三点，讲师德，讲文德，受得了清苦，挨得了寂寞，力排腐败习气对新闻科学的污染和干扰。

搞学问，献身科学，是要受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的。抗不了外界的诱惑，急于改变自己较为清贫的经济地位，就会像一些人那样自动放弃这个看来高雅的行当，加入到一心挣钱、专求实惠的人的行列中去。这自然会削弱我们的队伍，分散我们的精力，使这个本来贫瘠的土地难得有什么好收成。想当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稿酬，买不起写作时消耗的香烟；现在弄一本书，不是往往自己往里贴钱吗？越是学术价值高的著作，越难出版。前不久，李岚清副总理说：过不了多久，教师将成为社会上人人羡慕的职位。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即便到了那时，献身科学研究的人也还要发扬只管辛勤耕耘，不计个人收获的高尚精神。

作学问，搞科学，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工作，不能偷、不能装、不能吹。不能像有些人那样，纠集一帮伙计，抄了东家抄西家，自己毫不费力堂而皇之地连连当主编；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别人的成果成段成篇地引用和转述，概不注明出处，这实际是一种抄袭和剽窃；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晋升职称或其他目的，请别人替自己写文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外国的东西翻译后编改成书，最后不知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他们的笔简直是在“玩”新闻学，装腔作势，一派油滑。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称为新闻学里的伪科学。对新闻学研究中的“偷装吹”，要无情抵制，不要让它们玷污了新闻科学的神圣和尊严。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学生面前要树立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楷模。每想起我的老师对自己的扶掖和鞭策，感激和尊重之情便油然而生。80年代中期，我重返新闻教学岗位。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皆在万言上下，的确花了一些心血，有一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发表时用的是笔名。甘惜分老师看后按笔名给作者写了两封热情鼓励的信，可惜我只收到一封。甘老师后来才知道作者是我。1987年，晋升副教授时论文篇数不足，我写了一篇三千字左右的短文，寄给了甘老师和洪一龙老师，请他们向有关杂志推荐。没想到，两位老师商量后，断然把稿子退给了我，甘老师还在回信中严厉地说：你以前的论文是有分量的，而这篇文章却平平常常，我们不能推荐。我劝你，宁肯今年不要副教授，也不能发表凑数的文章，更不能发赶时髦、追浪头的文章。反复读信，内心愧疚。从那以后，每当我提笔作文，耳边便响起两位老师的告诫，力求每篇论文能有自己的见解，严肃认真地当作事业去经营。人的一生如能遇上几位这样的老师，乃是一生的幸运。有这样的老师指导，我们的学生才会有出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才能走正道。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中国的新闻学一定能创造自己的辉煌，树起一座又一座的丰碑。

（载《新闻传播学术报告会论文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