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在2009年成为制成品出口总值最高的国家。世界四大出口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总出口比重变化趋势如图1-1所示。2006—2015年，中国的出口占比连续10年增长，2009年后，中国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美国的出口占比与德国相近，在2011年超越德国成为第二大出口国，日本保持第四大出口国地位。从出口规模和出口占比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出口贸易大国。

图1-1 世界主要出口国家制成品出口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相关年份《世界贸易统计报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品的增值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出口品总值包括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两部分。因此，出口总值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简称出口增加值）是该国出口更为准确的度量。而从出口增加值的内涵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远远没有达到贸易强国的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处于分工低端，出口增加值率不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大多承担产品生产的加工制造环节，该环节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增值率较低、技术含量低、依附性强，位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位置。以圆珠笔制造行业为例，中国购买瑞典的生产设备、进口日本的圆珠油墨，在国内从事组装生产环节。这种分工模式下，中国圆珠笔的增值率低，在生产设备和核心投入品上缺乏议价能力。中国的这种国际分工状态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黄先海、杨高举，2010；周升起等，2014；刘海云、毛海欧，2015）采用投入产出方法，提出国际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或使用GVC地位指数，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低端分工环节。部分学者测算了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张杰等（2013）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算得出口增加值率在0.5—0.7，魏浩、王聪（2015）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算得中国出口增加值率在0.6—0.8，与美国、日本等国比较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较低。

其次，中国出口品密集使用非技术劳动要素，技术等高端要素投入不够。戴翔（2015）基于贸易附加值测算了中国各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中国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未取得显著比较优势。笔者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出口增加值劳动结构^[1]，发现中国出口增加值内含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比重在0.05—0.1，不仅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表明中国的出口品密集使用低技术劳动，内含劳动结构亟待改善。倪红福（2017）测算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其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出口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升级，但依然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总的来看，中国虽然为出口贸易大国，但非出口贸易强国。中国出口品增值率低、技术含量不高，处于国际分工低端，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如何由“总量增长”向“结构转型”、由低增值率产品向高增值率产品转型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也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自“走出去”战略大规模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增长，且在2016年我国OFDI首次超过了利用外资，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近年来，中国OFDI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第一，资源寻求型OFDI减少，开始注重品牌提升和价值链升级。近年来，中国的企业越来越注重收购具有技术或品牌的企业，争取获得具有战略意义的分工环节，实现价值链升级。第二，国有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主力，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加快。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海外投资经营行为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如TPP协定中的国有企业条款。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热情高涨，2018年民营企业OFDI流量占总量的62.3%，同比增长11.2%，是OFDI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垂直OFDI远大于水平OFDI。垂直OFDI资本存量大概为水平OFDI的4—5倍^[3]，这是因为垂直OFDI涉及的初始固定投资相对小于水平OFDI，风险和资金占用都较小，是企业海外经营起步时的首选。垂直OFDI又以商贸服务型居多，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在中国出口贸易亟待转型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进行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OFDI能够扮演出口平台、资源寻求、过剩产能转移、技术获取等多种角色，与母国出口总量变化及结构变化联系紧密。但是，OFDI是否有利于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呢？什么类型的OFDI更有利于出口增加值行业结构优化、劳动力结构改善和技术含量提升呢？回答这些问题，对从OFDI角度提出贸易升级的政策建议至关重要。

二 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包括出口增加值的总量、行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技术含量四个方面内容。此研究有如下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是对OFDI与出口关系这一经典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出口总值不能衡量国内生产出口，同时OFDI与国内生产出口的关系可能有新的解释和理论，目前缺乏相关文献探讨该问题。传统理论认为OFDI与国内生产出口之间存在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但本书认为OFDI影响出口增加值的机制和结果与传统理论有所差别：水平OFDI影响出口增加值的机制与出口总值差别不大，但垂直OFDI的生产全球组织特性使其对出口增加值和出口总值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就出口增加值的行业贡献结构而言，水平OFDI通过跨国产业转移效应、国内要素流动效应改变出口增加值结构，垂直OFDI促进母国“总部经济”发展能够优化出口增加值结构；就出口增加值内含的劳动结构而言，经典理论解释了顺分工梯度OFDI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本书加入了针对逆分工梯度OFDI的探讨，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就出口增加值的技术含量而言，本书在传统的逆向技术溢出理论之外，还提出了OFDI的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和出口总量效应，形成了OFDI影响出口技术含量的简单分析框架。

其次，本书是对中国出口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目前中国出口问题相关研究较为关注出口商品结构、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二元边际等问题。然而由于产品由“国家制造”转向“世界制造”，基于出口总值建立的测算指标体系存在一定偏误，并不能准确衡量中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本书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法，分解出口的增加值构成，用出口总值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衡量国内生产出口，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口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劳动结构、技术含量等问题，将出口研究从最终产品形态层面深入到要素投入层面。在“世界制造”背景下，产品生产的国内贡献或国内要素投入更能够反映出口的本质内涵，因此，将出口问题研究由最终产出品延伸到要素含量，是对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延伸。

最后，本书的研究是对OFDI的经济效应研究的有益补充。一方面，OFDI的经济效应研究大多关注不同动机、不同区域、顺—逆分工梯度O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本书在既有的OFDI分类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水平和垂直OFDI、顺—逆分工梯度OFDI对出口增加值、出口增加值劳动结构的差异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关注OFDI对母国技术、产业发展、出口增长等方面的经济效应，尚未有学者研究出口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技术含量这些问题。上述问题能够从出口角度反映母国的产业升级、技术水平提升等经济问题，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现实意义

一方面，本书的研究对更好地利用OFDI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我国OFDI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出现跨国经营亏损、企业间恶性竞争、资源整合能力较差等问题。目前中国处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企业“走出去”快速增长，“一带一路”等战略深入实施，中国致力于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如何通过OFDI实现跨国产能合作、整合全球资源、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书的出口增加值行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技术含量研究能够反映OFDI如何影响母国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如何更好地利用OFDI促进母国经济结构调整。

另一方面，本书的研究对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提升出口竞争力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纵然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上升较快，但大多专注于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环节，贸易结构、出口技术水平等尚待优化。同时，近年来国内要素价格上升，尤其在劳动要素上表现更为明显，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而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如何进一步发挥传统比较优势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出口面临的严峻挑战。本书研究OFDI对出口增加值及其行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技术含量的影响，揭示了不同类型OFDI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从OFDI角度给出促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