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 出口增加值的相关研究

（一）出口增加值的测算

将出口贸易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两部分可以追溯至Hummels等（2001）的研究。Hummels等（2001） 定义垂直专业化为一国出口产品价值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并测算了14个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率。Dean等（2011）和Koopman等（2012）认为加工贸易与普通贸易的投入产出结构不同，并提出基于普通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不同的出口增加值测算方式。Johnson和Noguera（2012） 从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值出口的定义，将在一国生产创造、最终被他国消化吸收的增加值定义为一国的增加值出口，与本书的出口增加值紧密相关但存在差异。Koopman等（2014）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将不同国家纳入统一的测算框架，将一国总产出分解为国内直接和间接增加值、国外直接和间接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是较为齐全的增加值分解方式。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刘遵义等（2007）、夏明和张红霞（2015）、潘文卿等（2015）对出口增加值核算的相关概念、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张咏华（2013）、江希和刘似臣（2014）利用WIOD中1995—2011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估算了中国制造业总体及其细分的14个行业向美国的出口增加值，高运胜等（2015）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值，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仅存在“统计假象”，且可能会为贸易政策制定带来误导。樊秀峰和程文先（2015）运用GAMS模型改进了传统的I/O计算方式，运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口国外附加值的变化情况。苏庆义（2016）将国内区域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结合，构建一国区域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并分解了中国各省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以增加值衡量的各省出口差距明显缩小，且以增加值出口和以总值出口衡量的显性比较优势呈现差异，部分比较优势发生了逆转。另一方面，Upward等（2013）、张杰等（2013）、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企业层面的数据显示出口中国内增加值仅占出口总值50%左右。

（二）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研究

另外还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分析了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宏观研究方面，李文秀、姚洋洋（2015）考虑了要素比例、技术差异对出口增加值影响，并利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高技能劳动、资本要素密集度和生产率差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姜延书和何思浩（2016）使用结构分解法考察各种结构性因素变化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变化的影响，发现中国纺织服装业前向国际产业关联变动和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系数变化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增长的两大抑制力。卫瑞等（2015）运用相同的方法研究发现，外国最终需求的来源地结构变动、中国前向国际产业关联变动和外国最终需求规模变动是影响中国出口增加值变化的原因。

微观研究方面，Upward等（2013）的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沿海地区企业的增加值率远低于其他企业，且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增加值率有所上升。张杰等（2013）运用与Upward等（2013）类似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机制分析发现，FDI进入是导致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这可能反映出中国并未获得真正的贸易利得，且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出口有利于我国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郑丹青和于当平（2014）运用同样的数据和测算方法，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机制分析发现，FDI流入、研发投入、品牌营销、全要素生产率、出口规模和政府补贴是改变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着重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发现外资进入显著推动了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而劳动者报酬增加是外资进入推动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上升的主要原因。

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方法经历了简单的投入产出分析、考虑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分析和多国投入产出分析几个阶段，随着统计数据更加细致全面、测算方法更加科学，我们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出口增加值数据。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分析并不丰富，但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OFDI作为母国出口总量及行业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其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机制和实际效应还未引起重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是随着世界投入产出方法和数据完善，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出口问题研究已经延伸至出口增加值研究，但是出口增加值的要素内涵尚待挖掘和分析。

二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相关研究

（一）OFDI与出口规模

OFDI与贸易的关系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课题。早期的OFDI与出口的关系研究认为OFDI替代了母国出口。Mundell（1957）认为要素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实现对出口的完全替代。Vernon（1966）认为在产品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产将在不同的国家进行，OFDI带来的生产地转移将导致母国从产品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Buckley和Casson（1981）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如果出口成本大于内部化成本，那么跨国公司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其经济活动，从而替代出口。Dunning（1979）的折中理论也支持二者存在替代关系，Horstmann和Markusen（1992）、Brainard（1993）、Markusen和Venables（1998）的研究都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经营选择取决于规模经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取舍，东道国规模经济越高、跨国运输成本越高时，母公司更加偏好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替代出口。

随着国际分工向垂直分工深化，中间品贸易的出现使上述结论出现了变化。Helpman（1984）认为垂直OFDI是为了利用跨国要素价格差异，并建立了两种产品、两种生产要素的两国模型，发现一国在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中间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垂直OFDI造成出口贸易增长，OFDI与贸易存在互补关系。Blonigen（2001）也认为如果OFDI是在东道国生产最终产品且不从母国进口中间品，则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减少；如果生产的最终产品需要从母国进口中间品，则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增加。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清楚地阐释了OFDI与中间品贸易的互补关系，垂直专业化分工意味着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区域分布，垂直专业化导致了近30年国际贸易大幅增长（Grossman & Helpman，2005；Antras & Helpman，2004；Helpman，2006），合同外包和垂直OFDI是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两种方式，因此垂直OFDI与母国出口互补。

大部分的宏观实证研究证实了OFDI与出口之间的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Swenson（2004）对美国的实证分析发现OFDI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项本武（2009）、谢杰和刘任余（2011）、张春萍（2012）、张纪凤和黄萍（2013）利用我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与进出口的关系，证实互补关系存在。顾雪松等（2016）研究认为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将影响OFDI对出口的作用，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OFDI对母国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

微观企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Adler和Stevens（1974）比较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出口额，发现海外子公司的销售替代了母公司的出口。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对中间品出口有促进作用，但总体效应为替代。OFDI与出口的互补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实证支持，如Lipsey和Weiss（1984）对美国的检验，Lipsey等（2000）对日本的检验等。国内学者的微观研究同样证实了OFDI与出口的互补关系（蒋冠宏、蒋殿春，2014；乔晶、胡兵，2015）。Head和Ries（2001）的研究发现，对于垂直一体化类型的企业，其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的，而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二者是替代的。Atalay等（2014）分析了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数据，发现海外子公司的垂直股权关系并不完全伴随制造品沿着价值链流动，几乎50%的上游子公司没有向下游母公司出口中间制造品，笔者认为垂直股权关系不仅伴随着中间制成品的公司内贸易，还伴随着无形中间品的公司内贸易。

上述文献关注的均是OFDI与出口规模的关系，理论分析认为水平OFDI替代了国内出口，垂直OFDI促进了国内出口，但实证分析并没有区分水平和垂直OFDI，所以无法考证两种OFDI对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在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出口增加值是衡量国内出口更为准确的度量，OFDI与出口的关系应该深入到OFDI与出口增加值的关系。

（二）OFDI与出口结构

经典理论认为OFDI通过改变母国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结构。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OFDI应当首先从本国的边际产业进行，在旧的比较优势丧失的情况下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助推母国产业升级，从而改变出口结构。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其他国家，通过OFDI将低端产业转出、腾出资源供高端产业发展，促进了母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证实OFDI改变了母国出口贸易结构。Kazuhiko（1994）研究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对于日本贸易结构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OFDI对母国出口结构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导致更多的设备及原材料的出口；二是国内生产更加集中于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日本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隋月红、赵振华（2012）认为OFDI通过两种机制改变母国出口贸易结构，一是转移过剩产能或者获得战略资产改变母国产业发展状态，二是促进母国经济发展、提升收入水平，改变出口贸易结构，谓之“本地市场效应”。他们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衡量出口贸易结构，实证研究发现顺—逆梯度OFDI提高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陈愉瑜（2012）、李夏玲和王志华（2015）使用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衡量出口贸易结构，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效应，研究均发现OFDI促进了货物贸易占比提升。陈俊聪、黄繁华（2014）认为OFDI通过边际产业转移、国际市场扩张、战略资产收购等渠道改变母国出口贸易结构，使用中国对40个国家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品的出口规模，且逆梯度OFDI的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更加明显。

现有OFDI与出口结构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出口商品结构是指按照出口品的最终形态分类，以各类商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表示。最终商品形态的出口结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首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最终产品的价值并不都在国内产生，还包括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因此，简单的产业结构研究和产品结构研究不能代表国内真实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存在“统计谬误”问题，这个问题在贸易结构研究上更加突出（Johnson & Noguera，2012；Koopman et al.，2014）。其次，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变化不能完全反映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是基于最终产出品形态和分类的研究，当产业结构或产品结构不发生变化时，产业升级依然可能发生，如人力资本或技术投入密集度上升而产品或产业相对产值不变时。

（三）OFDI与出口技术水平

OF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理论（Kojima，1978）、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Helpman，1985；Yeaple，2006；Antras & Yeaple，2013）、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Kogut & Chang，1991；Ambos et al.，2006；Rabbiosi，2011）表明OFDI能够直接或间接改变母国出口技术水平，但关于OFDI与母国出口技术水平的直接研究还相对少见。蔡冬青、周经（2012）认为OFDI企业数目和投资数额改变了母国技术水平，进而提升了出口技术水平。陈俊聪和黄繁华（2014）指出OFDI通过国际市场需求信息、研发反向技术溢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渠道促进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张海波（2014）认为OFDI通过获得外部知识溢出提高出口技术水平。陈俊聪（2015）的研究指出，OFDI通过两个渠道改变了出口技术含量：一是国际技术外溢效应扩大了生产性技术边界，二是国外市场规模扩大将激励母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杨连星、刘晓光（2016）的研究表明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母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制成品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加速器，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显著，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

现有关于OFDI与出口技术水平的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学者们的理论机制研究互有差异；其次，注重从技术溢出角度解释OFDI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忽略其他机制，例如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出口结构及出口技术水平变化；再次，缺乏针对性的机制检验，例如陈俊聪和黄繁华（2014）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影响机制，但却未针对这三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无从知晓相应机制的存在性；最后，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出口技术含量的衡量指标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