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0年，迟暮的忽必烈决定御驾亲征漠北，这本来是件极其寻常的事情。眼见不可多得的良机在此，真金幕僚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出动仪仗队，以太子的身份骗阿合马在东宫门迎接。
而不疑有计的阿合马，兴致勃勃地行至城门时，被王著等人刺杀，史称“大都暴动”。宰相被杀，消息是瞒不住的，远征漠北的忽必烈听到此消息后，立即采取了武力镇压的处置措施。心知肚明的忽必烈，为了不扩大牵连范围、稳定朝局，只能将此事按照一般的行刺处理了。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65岁高龄了，精力、体力都已经跟不上趟了，何况还要对如此庞大的大元帝国负责，每天四处飘来的官报、情报、密报犹如雪片，看着头发花白的忽必烈在日夜批阅奏章，真金幕僚们又心生一计：建议让太子真金处理政务，一切奏章线拿给真金处理，最后拿给忽必烈定夺。
听此建议，忽必烈也是第一时间就接受了，毕竟打江山的事儿是上一代的，守江山的事儿还是要交由下一代。同时，忽必烈对这事儿也有自己的考虑，“年事已高”的自己需要尽快培养继承人，目前看来真金是最适合的选择。
就这样，宰相阿合马被刺杀后，在太子真金和右丞相和礼霍孙的主持下，大量的汉臣终于“沉冤得雪”得到了再次的启用。真金鼓励他们道：“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就这样，相对的安稳的过了几年，1284年，元朝平定了昔里吉之乱，皇子那木罕和右丞相安童陆续得胜回到元朝，紧接着和礼霍孙等人就被罢免。安童这一功臣被再次重用到右丞相之位上，而江西人卢世荣担任了中书右丞。
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汉人重新担任丞相，汉人在朝廷上再次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权势又一次上升。一切都在朝着好的发展，殊不知，一切都只是开始。
可惜的是，卢世荣本人的经济改革措施就是搞朝廷垄断，简言之就是将朝廷的钱揣进自己兜里，根本目的是为了敛财。是的，大家都在往自己兜里“装钱”小打小闹，但卢世荣这种直接“左兜出，右兜进”，很快就遭到了蒙古贵族和汉臣的排挤。连自己人都看不过去，吃相太难看的卢世荣最终下台了。
就在这之前，南台御史向忽必烈上奏章，建议尽早禅位于太子真金，“皇帝年事已高，应当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干预朝政。”表面上像是劝谏，但实际上更像是逼宫。而御史台都事尚文认为上奏事宜不合时宜，禅位事宜太过于敏感，将其压在了案头之上，并没有上奏给忽必烈。
但世界上没有不漏风的墙，“惨死”的阿合马众党羽知道了这件事，决定以此来大做文章。于是，上奏称“海内财谷，省、院、台内外监守，皆多欺侵，请加钩考”，根本目的在于监察御史台的案卷，目的自然是获得这份奏章。
第二天，答即古阿散向忽必烈上告，命大宗正薛彻干取那份奏章。在这危急关头，尚文向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建议，采取“先计夺谋”的策略，抢先到忽必烈面前陈述事情经过。
不出所料，忽必烈听说居然有人建议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为愤怒，大声责问：“你们无罪吗？”丞相安童带头认罪说：“臣等无法逃避罪责，但这些人名载刑书，他们的举动动摇人心，应该选派重臣来管理，以平息纷扰。”忽必烈的怒气稍有缓和。
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按照阿合马党羽的预想走，无论上面的人来人是谁、怎么查、御史台的人在安童等人的支持下索性拒不交出这份奏章。后来，在安童和玉昔帖木儿的通力斡旋下，忽必烈才不再追究。
随后形势趋于缓和，答即古阿散等人因奸赃罪被判处死刑，他们的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沦为奴隶。
这一事件虽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的汉臣们太过于着急了，以为此时拥护太子真金，就捧得了后世荣耀一样。
人都只会盯着眼前的利益，“风物长宜放眼量”果然是骗人的。
对于忽必烈来说，此时的他正感自己“六十多正是干事创业的年龄”，还准备好好秀下自己的“肌肉”。
但下边的汉臣们太着急了，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这是要赶朕下台吗？！”，有哪个皇帝会甘心在去世之前让位呢？况且还是这位大元王朝的创建者，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但恨归恨，如此的大事换个角度想，也情有可原。
转念一想，忽必烈现在纠结于流程不合规上了，毕竟如此的“大事”只能由自己决定，而不能由大臣提出。本末倒置、倒行逆施，反而不美了。一旦由大臣提出，这就涉及到站队的权利斗争问题了，这么一想的忽必烈更加恨了。
这种逼宫的行为，是致命的，不论对谁，身处其中的人往往难以独善其身。拂袖而去的忽必烈，留下了面面相觑的众人，左看右看也只能无奈四散状。
不久卢世荣被处死，在忽必烈和大臣这里这件事算是不了了之了。但对于“心眼儿小”的真金来说却成了“致死”的负担，害怕别人对他觊觎皇位这一行为有看法，忧惧不知所措之下，竟然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最终因此而忧郁成疾，在十二月十日居然病死了。享年仅四十三岁。
真金一死，汉族官僚集团也自此失去了可依靠的力量，从此一蹶不振。
太子四了，但是皇储之位正好“空”了，一场激烈的宫闱争斗就此展开。忽必烈很爱自己的这个儿子，这种爱是一种厚重的，不能割舍的父爱，所以忽必烈压根没想着在其它儿子里边另立太子，而是爱屋及乌，打算在真金的后嗣中挑选出一位合适的皇太孙，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继承人。
汉臣与蒙臣之间的世子之争成为了“空开”的秘密，一方面是坚持儒家思想影响，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传承原则的汉臣们，他们动不动就搬出“祖制”“惯例”“合理”来施压，而蒙臣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则恪守蒙古传统，主张“幼子守灶”，即年幼的儿子继承大统。
一时间，朝堂上成为了辩论场，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也让这场权力角逐，变成了一次文化的碰撞。汉臣们以儒家经典为据，强调嫡长子继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蒙臣们则以其民族传统为傲，坚持幼子继承的正当性。分歧日盛，朝堂局势日紧，双方对立也愈加明显，是真恨呀！咬牙切齿的那种。
在场中“看戏”的忽必烈也不好过，一边是汉臣，一边是蒙臣，都是朝廷的支柱，都为自家的“事儿”而努力。帮谁都不合适，干脆谁都不帮——那就是看各自的能力。
储君之争演化成了“业务”能力的比拼，有的以文采斐然著称，有的以武艺高强闻名，还有的以治理有方见长。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希望能够赢得皇帝的青睐和认可。
人们在“真金白银”“生死存亡”的利益面前，才真的会全方位的释放自己的潜能，不予余力地调动身体里的激素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