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明代族群、边疆观念研究综述
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三篇文章，指出明朝统治者虽然一再声明“华夷一家”，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但又继承了“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理当“以小事大”，接受汉族王朝的统治。基于这种民族观所制定的“威德兼施”政策，仍然是一种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有所成效，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最终导致民族矛盾和斗争激化，加速了政权的败亡。[48]周喜峰《简论朱元璋的华夷思想与民族政策》一文指出，一方面朱元璋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思想，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前几代汉族帝王相比，已有所淡薄。朱元璋的华夷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华夷思想的继承和总结，既有华夷之辨，也有华夷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民族政策上，就是对少数民族的“刚柔并济”。[49]栾凡《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一文指出，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50]田澍、陈武强《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一文指出，尽管在朱元璋的蒙古观中，仍然宣扬蒙汉有别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天命观，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汉蒙共处。总体而言，朱元璋的蒙古观是宋辽金元特别是元朝大一统之后，中原农耕民族观的反映，也是14世纪中国民族观发展的表现。[51]方铁《明朝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一文指出，朱元璋继承汉唐王朝的治边思想，摒弃了元朝以边疆为基地对外扩展的做法。明朝治理边务的重点在北方，统治西南边疆的策略则是“守在四夷”。[52]
彭清洲《明成祖民族政策述论》一文指出，明成祖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上，增置都司卫所，对未“归化”之民实行“招抚向化”政策；在军事上，剿抚并用，优遇上层人物，“以夷制夷”；在经济上，减轻、减免赋税，实行茶马贸易和互市政策，推行屯田制度，赈济灾民；在文化上，发展儒学；在宗教上，注重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对西藏的统治。[53]滕新才《朱棣的性格特征与蒙古战争刍论》，邓云、崔明德《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指出，明成祖在实践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大一统”思想，也与他恢宏博大、好大喜功的性格有关。[54]杨艳秋《论明代洪熙宣德时期的蒙古政策》一文指出，仁宣时期明朝在北部边疆采取自我防御立场，一方面使永乐末期疲敝的国力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促成了瓦剌的坐大。[55]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一书指出，仁宣二帝以守成为施政主要特色，致力于内政，发展经济。在内政优先思想指导下，对民族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由永乐时期的开拓外向转为内敛，表现为对北方的蒙古采取守势，对南方各族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兼施的政策。[56]
董倩《明代“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探析》一文指出，明朝一方面抛弃了元朝划分民族等级的做法，公开申明“华夷一家”，对各个民族要“一视同仁”，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在具体执行中，有时单纯依赖军事征服，有时又一味强调政治恩抚，未能真正做到“恩威兼施”，这源于明朝统治者继承了“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恩威兼施”政策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加速了明朝的败亡。[57]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一书，系统考察了明朝的民族观及受此影响的民族政策演变，指出明朝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民族观，主张“华夷一家”“一视同仁”，各民族和睦共处，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以夏变夷”；另一方面延续了“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这种民族观表面看来似乎存在矛盾，但却是在不同形势下，统治阶级策略调整，以及统治者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58]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一文指出，明朝承认元朝的正统性，因此将“中国封疆”指称为元朝建立的广大疆域，在此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59]邓云《明朝民族关系思想研究》一文，系统梳理了明代的民族关系思想，指出“大一统”与“华夷之辨”是天下观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明代统治阶级一方面受到自身局限性的影响，强调“华夷之大防”，对少数民族时刻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为了统治的需要，又无法忽视蒙元政权的合法性，并提出“华夷一家”观念。[60]彭勇《坚守与变通：明代的边疆观念及周边民族事务的应对》指出，明代的边疆观念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辨”和“天下一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在边疆和民族事务的处理上，表现出顽强的坚守和因循，以及局部的灵活和革新等特征。[61]王少博《论明代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一文指出，明代对外政策过于刚硬，使得明朝政府在对蒙古制定政策时缺乏怀柔的一面，长期的战争加重了明政府的财政负担，勃勃生机最终消耗于与蒙古的长期军事斗争之中。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明代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夷狄观念的膨胀、崖山之役与土木之变的冲击、实力的不对等。[62]
陈梧桐《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一文认为，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对西北的经营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仁宣时期才开始采取消极保守态度，西北边界以嘉峪关为界更是晚至正德末年嘉靖初年的事。[63]白坚《试论明初的西域政策》一文认为，明朝初年的统治者颇想师法汉唐，踵迹前元，积极遣使西域，加强羁縻控制，贡赐贸易也曾发展到相当规模，虽不及汉唐气魄之恢宏，然亦颇可称述。[64]秦川《试论明朝在西北的退缩战略与开发西北的决策》一文指出，明政府缺乏汉唐时期开拓、进取的精神，采取了放弃塞外，固守长城，集中力量经营甘肃地区的退缩政策，严重影响了对西北的开发。[65]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一文指出，明朝为了隔绝蒙藏联系，制定了“南抚北征”的决策，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使甘青藏地区始终处于安定状态。[66]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一文指出，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结果不仅使明朝丧失了统一西域的良机，而且加重了河西防务的压力。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上，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效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67]
杜常顺《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一文指出，明朝采取“众建多封”的政策，防止了甘青地区大宗教集团的形成，形成了对“西番”分而治之的效果。[68]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一文指出，明朝在甘青藏区推行卫所制度，实行茶马互市，采取分而治之的宗教政策，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69]秦川《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政策》一文指出，明朝为了隔绝蒙藏联系，制定了“南抚北征”的决策，并根据甘青藏区的实际情况，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开展综合治理，取得了成功，有明一代甘青藏区始终处于安定状态。[70]杜常顺《略论明朝对西藏的施政》一文指出，明朝不惜财力，封赏西藏朝贡者，从而笼络、控制僧俗上层。与此同时，为保障贡使的畅通无阻，而恢复元代的驿站系统。[71]石硕《明朝西藏政策的内涵与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一文指出，与元朝相比，明朝与西藏的关系松散得多，既未派驻官员，又未驻扎军队，除利用分封和朝贡以实现与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以外，对西藏内部事务大体采取听其自治的态度。虽然明朝对西藏采取了非强制性立场，西藏却更为积极、主动地向明朝朝贡，以获得经济利益，从而促使西藏经济、文明重心都呈现东向性发展。[72]彭建英《明朝治藏方略的内容及特点》一文指出，明朝采取非强制性的方式，利用藏传佛教，取消帝师，多封众建，通过朝贡和赏赐，以及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制约西藏，实现了对西藏相对有效的治理。[73]解晓燕、尹伟先《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一文指出，明朝在乌思藏（又写作“乌斯藏”）乃至整个藏区管理中，在继承元朝“僧俗并重”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朝贡贸易的经济杠杆作用，促使经济联系空前紧密。[74]邓前程《一统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一书，系统考察了明朝治藏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举措，指出明朝治藏政策不仅符合自身实力，而且顺应了藏地的现实，是一种较为成功的范式。[75]邓前程《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一文指出，洪武时期，明朝在藏区实行行都武卫制度，确保对藏区的统治。永乐时期，明朝对藏区宗教势力采取“多封众建”政策，并通过适当调整分封等级，充分考虑各教派的代表性和地域性，以及制定严密的朝贡制度，达到了“以教固政”的效果，反映出明朝的治藏政策趋于成熟，后来诸朝都延续这一“祖制”。[76]杨旸、李陆华《明朝对乌思藏（西藏）的辖治》一文指出，明初洪武特别是永乐时期，通过在西藏设置都司卫所，收受贡物与封赏，进行茶马市易，以及建造驿站、驿道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辖治。[77]邓前程、邹建达《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一文指出，元朝独尊萨迦派，清朝格外优待格鲁派，明朝则以与藏传佛教各派等距离交往为策略。弱势的明朝之所以能保持藏汉关系亲善和睦及“西陲宴然”的政治局面，务实的藏传佛教政策无疑起了重要作用。[78]
王冬芳《明朝对女真人的羁縻政策、文化歧视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一文指出，明朝对东北地区实行多封众建、分而治之和羁縻笼络政策，以安抚东北各族，推动了东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但明朝坚持继承汉唐正统，而有别于夷狄的优势带来了事实上的文化趋势，导致与女真之间的对立、对抗状态，最终被女真所取代。[79]孙明材《重评明朝在东北实施的羁縻政策》一文指出，明朝为尽快稳定东北边疆，曾广设羁縻卫所，尽管确有成效，但以失败告终，这并不意味着羁縻政策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统治者的认识与落实出了问题，无论外夷犯边，还是彼此相攻，明朝多未及时有效地干预。[80]
范植清《论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的政策》一文指出，朱元璋倡导“华夷无间”的主张，尊重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原有制度，并减轻赋税，慎选官员，有力推动了南方边疆的治理。[81]尤中《明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一文指出，明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三司，健全土司制度，大规模移民，并开展改土归流，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使其更加稳固地统一在中国的版图之内。[82]刘淑红《论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效果——基于西南民族地区儒学教育的视角》一文指出，明朝的民族文教政策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但与明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因俗而治”民族政策背道而驰，受制于征剿的残酷性和剿抚的随机性，儒学的施教对象是土官子弟及民族上层子弟。[83]金石《明朝对云南的屯边政策》一文指出，明朝在云南推行屯边政策，大量汉族人口移居云南，推动了经济繁荣、文化进步、民族融合、国家统一。[84]陆韧、彭洪俊《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一文指出，明朝平定云南后，为适应云南边疆外弧带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地理环境和多样民族性特征，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差异化的边疆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并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的统治。[85]
[1] “（唐）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703—2704页。本书同一篇文献第二次及以下征引时，为节约篇幅，省略作者及出版信息，特此说明。
[2] “初卜山陵，帝欲祔于代州武皇陵，奏议：‘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其南北。’乃于寿安县界别卜是陵。”（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三《唐书九·庄宗纪七》，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458页。
[3] 《旧五代史》卷三三《唐书九·庄宗纪七》，第462页。
[4] （元）脱脱等：《辽史》卷八一《萧孝忠传》，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417页。
[5] （元）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85页。
[6] 《金史》卷七八《刘筈传》，第1772页。
[7] 《金史》卷七八《唐括安礼传》，第1965页。
[8] 《金史》卷九六《路伯达传》，第2138页。
[9] 《金史》卷一○九《陈规传》，第2402—2403页。
[10]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第2571页。
[11]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515—523页。
[12] 李鸿宾：《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载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民族史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5。
[13] 李鸿宾：《唐朝胡汉关系研究中若干概（观）念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4] 徐珺玉、毕天云：《王朝中国的国家本位》，《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15] 岳小国、陈红：《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张会龙、史世奎：《论中国王朝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段红云：《汉代“西夷”及其与王朝国家的关系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鲁西奇：《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孙保全：《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格局与边疆形态》，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温春来：《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载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鲁西奇：《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及其地域差异——以唐代乡里制度的实行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安北江：《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6] 唐高宗乾封三年（668），“夏四月丙辰，有彗星见于毕、昴之间”。群臣认为：“星孛于东北，此高丽将灭之征。”高宗却认为：“高丽百姓，即朕之百姓也。既为万国之主，岂可推过于小蕃。”《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91—92页。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此时尚未攻占高丽。
[17] 明末清初在魏忠贤事迹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历史小说《梼杌闲评》，描述了魏忠贤去世后，妻子傅如玉为其做道场，祭坛上悬挂济孤榜文，其中云：“今据大明国山东兖州府东阿县信女傅如玉同男傅应星、媳王氏，共秉丹诚，拜于洪造。”（清）轶名：《梼杌闲评》第五十回《明怀宗旌忠诛恶党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刘文忠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561—562页。山西省曲沃县西海村龙王庙现存明崇祯三年（1630）三月岁造古钟，上刻有铭文“大明国山西平阳府太平县普法寺造钟石”。
[18] 〔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第4—5页。
[19] 南齐世祖萧颐永明末年，丹阳丞、中书郎王融上疏，便描绘出了一幅“九服”清明、天下来朝的盛世景象。“方今九服清怡，三灵和晏，木有附枝，轮无异辙，东鞮献舞，南辫传歌，羌、僰逾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体之勤，
译厌瞻巡之数。”（梁）梁子显：《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中华书局，2017年点校本，第909页。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时期，安南将军、相州刺史李
疏曰：“今圣治钦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六《李
传》，中华书局，2017年点校本，第1146页。北魏献文帝即位，安乐侯上表称颂，指出三代末期，天下分裂。“爰及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礼乐四缺。”《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311页。北魏孝文帝时期，任城王拓跋澄也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传中·任城王传》，第535页。北魏宣武帝元恪时期，光禄大夫张彝上表曰：“及惠帝失御，中夏崩离，刘苻专据秦西，燕赵独制关左，姚夏继起，五凉竞立，致使九服摇摇，民无定主，礼仪典制，此焉湮灭。”《魏书》卷六四《张彝传》，第1557页。北魏孝明帝元诩时期，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李崇也上表曰：“爰及亡秦，政失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首。国无黉序之风，野有非时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世。”《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9页。北魏宣武帝元恪时期，给事中孙绍上表曰：“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措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魏书》卷七八《孙绍传》，第1863页。
[20] “事实上，欧洲半岛根本不是一个‘大陆’：不是独立构成的大片陆地。其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3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还不足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也不足南北美洲各自面积的一半。近代地理学家把它像印度一样，划分为欧亚板块的次大陆：‘旧大陆之角，亚洲的西部之尾。’”〔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郭方、刘北成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69页。
[21] 对此，美国学者肯尼迪有简要的论述。“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16页。
[22]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种宗教汲取着共同的文化素材，二者都是在地中海和与其毗邻的众大陆（延伸至欧洲、非洲和西南亚）的交会点形成的。诸多冲突是充分真实的，但是它们之间除了分歧之外也有着更多的相似点，譬如种种重合的观念与资源以及领土方面的雄心。……麦加既是一个商业网的交点又是宗教崇拜的一个中心。实际上该地区多神信仰的社群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很熟悉，并且某些社群将亚伯拉罕（即阿拉伯语中的‘易卜拉欣’）、摩西（穆萨）以及耶稣（尔萨）作为他们自己的先知。”〔美〕简·伯班克、〔美〕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64—65页。
[23]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又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共同体得以广为扩展，同时认为哈里发国家是一种特殊伊斯兰式帝国的思想（以及对其的反对之声），鼓舞了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及其他的王朝，它们将穆斯林的领土从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以及伊朗的腹地穿越北非和西班牙，扩张至中亚和印度。”《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第73页。
[24] 比如奥斯曼帝国便是如此。“而在根本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并非某一种民族特征，而是穆斯林之间的手足之情以及他们对共同的宗教体系的崇敬之情。”〔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753—754页。但有的阿拉伯帝国也具有较强的宗教宽容性，所辖民众以帝国臣民的身份，而非不同民族的身份，共同结成一个群体。“奥斯曼家族统治的国家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皇室统治下的多民族的帝国。不论国民是土耳其人还是来自其他民族，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奥斯曼人，是一个超出了民族、宗教和种族观念的单一政治体的成员。”《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第755页。
[25] “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由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第764页。
[26]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三《有始览第一》，中华书局，2009，第281页。
[27] 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9页。
[2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二《华谭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450页。
[29]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及构建“天下秩序”的努力，可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30]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周书·武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11页。
[31] （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929页。
[32]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第1929页。
[33] “虽然汉初实行封建制在名义上是仿照周代遗意，但在实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西周的封建是层层分封，而汉代封建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每个王国领有三四郡、五六郡不等。所以《隋书·地理志》说：‘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因此，汉代封建只是郡县制的变形，并没有完全回到西周封建的道路上去。”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0页。
[34] （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77页。《汉书》记载宣帝并用儒法，而以法为主。“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史）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恭、显又时倾仄见诎。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4页。
[35] 〔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31—33、52、54、58、60—61页。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也指出，古代的帝国在管理境内的民族与疆域时，都采取具有差异的统治方式。“诸帝国是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是曾将权力扩及广大空间的，以及当其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诸政治形态。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民族国家则立基于如下理念之上，即一个单一领土之上的一种单一民族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宣称其民众的共性（即使事实更加复杂），而帝国则声言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性。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是吸纳型的（它们坚持主张民众被它们的国家机构所统治），但是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那些其境内的民众而排斥那些境外者，而帝国则向外延展并吸纳（通常是强迫式的）在帝国统治下差异被人为地明确化的民族。帝国的这一概念假定对于该国体之内的不同民众将会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统治。”《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第11—12页。“在一个完整的帝国内部，某些部分可能是被中央直接统治的，而在其他部分上当地的精英保有着部分主权。”《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第19页。关于早期国家的研究也指出，从中心到边缘早期国家呈现出控制力逐渐削弱的地缘格局。“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控制边境的方法与成熟国家不同。在成熟国家内，边界线受到严格紧密的控制，而在早期国家中，严密的控制集中在中央区域，随着与中央距离的增加，控制力逐渐削弱。在外围和边境地区，控制力最弱的，甚至有时或有或无。边境地区的酋长通过进献礼物、朝贡和军事调遣，以及定期效忠的方式表明其对统治者的依赖服从。”〔波〕马歇尔·泰莫斯基：《早期国家理论在撒哈拉南部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运用问题》，载袁林主编《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第274页。其实王朝国家仍然保持了这一特征。
[36] 北齐末，颜之推撰《观我生赋》，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诸夏而外夷狄，骤五帝而驰三王。”（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618页。
[37] （清）世宗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史22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262页。明嘉靖时阁臣蒋冕亦奏：“内而中国，外而四夷。”（明）蒋冕：《湘皋集》卷四《请追寝巡幸手敕旨意以安人心奏》（正德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唐振真等点校，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33页。
[38] （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三八，宣德三年二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951页。
[3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
[40] 大定年间，金世宗大力推行“女真本位”政策，指出不同族群皆应遵循旧俗，这样便可保障政权；反之便是“忘本”，认为海陵王完颜亮大力推行汉化，便属这一性质。“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第1989页。当时女真官员有主张女真、汉人一体，不应分别者。大定七年（1167），尚书右丞在奏对中曰：“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对此，世宗明确加以反对，指出二者并非同类。“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并批评唐括安礼全盘接受汉人文明，丧失了女真立场。“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第1964页。
[41]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第55页。
[42] 康熙帝曰：“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轸恤。”（清）张廷玉等：《清圣祖实录》卷四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辛丑，中华书局，1985，第583页。如同蒙元王朝一样，清朝也建立了与之配套的族群分层体系，在国家政治中，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政治地位依次降低。下引史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清）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中华书局，1984，第9页。
[43]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第410页。
[44] 李洵提出了“明清学”的概念，具有从世界史的视野下，认为明清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意味。参见赵轶峰《向李洵先生学习明清史》，载赵轶峰《评史丛录》，科学出版社，2018。
[45] （明）佚名：《皇明诏令》卷二《罢中书省及都府诏》（洪武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第120—121页。
[46] （明）刘基：《刘伯温集》卷二《苏平仲文集序》，林家骊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118页。鉴于疆域之广，朱元璋自豪地称：“我之疆宇，比之中国前王所统之地不少也。”《刘伯温集》附录五《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赐臣基皇帝手书》，第814页。
[47]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功运旋而出者也。天下未尝生乃言之。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明）宋应星：《野议·民财议》，载《宋应星见存著作五种》，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如果根据分析研究的太仓库的支出项目来看，万历六年（1578）作为北边军镇的年例银支出的数额占据了太仓库岁入的76.29%。”〔韩〕洪性鸠：《壬辰倭乱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吗？》，载《第十七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明定陵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6，第500页。
[48] 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陈梧桐：《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陈梧桐：《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载中国明史学会主办《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而朱元璋对南方、贵州少数民族的统治，就是其中的例证。陈国安：《论朱元璋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政策》，《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陈梧桐：《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49] 周喜峰：《简论朱元璋的华夷思想与民族政策》，载陈怀仁、夏玉润主编《明太祖与凤阳》，黄山书社，2011。
[50] 栾凡：《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51] 田澍、陈武强：《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52] 方铁：《明朝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载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53] 彭清洲：《明成祖民族政策述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54] 滕新才：《朱棣的性格特征与蒙古战争刍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邓云、崔明德：《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55] 杨艳秋：《论明代洪熙宣德时期的蒙古政策》，《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
[56] 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6，第189页。
[57] 董倩：《明代“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58] 《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第5—11页。
[59] 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60] 邓云：《明朝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5。
[61] 彭勇：《坚守与变通：明代的边疆观念及周边民族事务的应对》，载彭勇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3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
[62] 王少博：《论明代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3] 陈梧桐：《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载陈梧桐主编《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64] 白坚：《试论明初的西域政策》，《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
[65] 秦川：《试论明朝在西北的退缩战略与开发西北的决策》，《社科纵横》1992年第4期。
[66] 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
[67] 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8] 杜常顺：《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69] 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70] 秦川：《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71] 杜常顺：《略论明朝对西藏的施政》，《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72] 石硕：《明朝西藏政策的内涵与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
[73] 彭建英：《明朝治藏方略的内容及特点》，《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74] 解晓燕、尹伟先：《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75] 邓前程：《一统与制宜：明朝藏区施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
[76] 邓前程：《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思想战线》2002年第6期。
[77] 杨旸、李陆华：《明朝对乌思藏（西藏）的辖治》，《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2期。
[78] 邓前程、邹建达：《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元、清两朝相比较》，《思想战线》2008年第6期。
[79] 王冬芳：《明朝对女真人的羁縻政策、文化歧视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载中国明史学会主办《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
[80] 孙明材：《重评明朝在东北实施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1] 范植清：《论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的政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82] 尤中：《明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
[83] 刘淑红：《论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效果——基于西南民族地区儒学教育的视角》，《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84] 金石：《明朝对云南的屯边政策》，《历史教学》1983年第9期。
[85] 陆韧、彭洪俊：《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