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西博弈：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西方与中国》：中西互动

学界对“晚清”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划分，通常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为起始，终止于1911年辛亥革命。“晚清”不仅指的是清王朝后期到民国建立的五十年的时间段，而且还指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看中国社会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领域发生了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变化。这一阶段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一方面，长达几千年封建社会走向终结；另一方面，具有新质的社会因子开始滋生，中国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晚清社会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一段时期，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和西方强国的外力入侵。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西方在这场变局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外力作用。

1913年，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提出“刺激——反应”（S-R）理论，将一切对人的影响力量包括外部环境与内在状态，统称为“刺激”，把人对这些刺激的应答行为称之为“反应”。如果将这一理论应用在晚清社会的变化上，我们不难发现，晚清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列强所给予的外部刺激而做出的反应。正是西方带来的冲击和中国人相对冲击而做出的反应，中国社会才由表及里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文化做出了决绝的了断和新的选择。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言，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广义上来讲，是中西文化的冲突[1]。

19世纪早期，中国社会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并以世界大国自居，常常藐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和壮大。极少数来华的外国人不仅不受重视，而且常常受到嘲笑和讽刺，他们往往处于无足轻重的社会边缘，民众对他们保持漠视和麻木的态度。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腾飞，称霸世界，确立了海上霸权，开始在海外疯狂扩张。中英鸦片战争发生，英国人用强大的武力和廉价的商品逐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举国上下震惊，但统治阶级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仍然自以为是，保持泱泱大国的盲目文化心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士阶层开始觉醒，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以有限的方式去了解西方，以西方为参照，对比自我，发现了不少实际问题，但这些人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并未唤起统治者和民众的觉醒。

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华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固步自封的状态。针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强烈刺激，中国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自觉发起“洋务运动”，也被称为“自强运动”，试图以此来改变被动挨打的命运。“洋务派”以效仿西方先进科技为手段，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这一阶段，统治阶级一改过去对西方的漠视态度，开始正视西方的强大之处。“洋务派”通过译介西书、创办学堂、开办工厂等手段，向西方学习各种“夷技”，但并未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重要性。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溃败，不仅证明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更重要打击了泱泱大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紧接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国社会已被纳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势力范围之下。在危难之间，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对“自我”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反思，他们直视社会的诟病和症结所在，力图寻求救国之路。而中国民众与愚昧的统治阶级从心理上开始惧怕西方，中西文化冲突更加尖锐。

面对国家受辱挨打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西方，他们与西方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之后，在20世纪初做出了独特的反应。具体来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东瀛小国”击败，标志着单一向西方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真正觉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不能挽救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中国，学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才是中国走向自救的唯一途径。强大的西方列强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是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法典。六十年间，中国人由对停留在先进器物表层认识的西方到了1900年前后，已经上升到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对于西方的态度不仅限制于对“船坚炮利”、“声色光电”的单纯仰慕，而且对优越的西方社会制度，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透彻认识。西方以其优越的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吸引着中国新式知识分子，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社会何去何从提供了努力的方向。1898年，中国发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动摇了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局面，形成了“变”的发展趋势。

正是在这不断的刺激和反应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步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藩篱，知识分子士阶层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建立平等自由的民族国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取向。本章着重探讨在中西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的历史背景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西方是如何刺激中国社会，而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如何回应西方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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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西方诸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少国家相继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国际风云变幻影响到了中国，对中国产生了至深影响的国家有英、法、美和日本四国。本节探讨这四个国家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中国社会。

一 中英对抗

在西方列强中，英国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从1815至1914年期间，无论从政府组织、经济实力、社会凝聚力、技术专业化程度还是军事力量方面来评估，英国无疑属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2]。始于18世纪中期，止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在英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先进的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地位稳固，国力日益强盛。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在英伦本岛之外，大量扩张、开拓殖民地，目的在于攫取更多原材料，倾销更多商品，加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以其装备精良的蒸汽船和电缆、铁路、医药科学、马克西姆机关枪等称霸于世界，从1783年到1870年在海外实施了几乎无间断的征服和暴力行为[3]。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热带产品市场和世界主要制造产品供应地，他可以任意与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建立联系，并依赖于强大的海军实力，可以毫无顾忌用武力打通贸易关系，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英国在19世纪末，国力如日中天，享有“日不落帝国”之美称。

18世纪，英国以东印度公司为据点开始和亚洲各国进行商业贸易，中国广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英国在华贸易的最初据点。中国输出茶叶、英国输入鸦片是中英最初贸易的特征。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贸易的特权被取消，英国接下来的计划是开放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中国受到欧洲贸易体制冲击，英国的炮舰政策形成[4]。1839至1842年，1856至186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两次鸦片战争。战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由于英国炮舰在全球范围内无人可比，在1875年以前，英国在远东地区一直处于霸主地位，并且控制了远东地区大部分国际贸易。从19世纪80年代起，后崛起的西方其它国家成为英国的强有力竞争对手，英国在华势力有所减弱[5]。19世纪末，“大英帝国”受到其他西方列强的挑战，首先是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欧洲列国诸如德国海上兵力加强，意大利、日本等国逐渐组成了现代化的战舰装备，英国逐渐失去海上霸主的地位。

英国用炮舰，以战争的形式撞开了中国的门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史无前例。英国的炮舰让中国人尝到了技不如人的失败滋味，大国至尊的虚荣心理受到了严重打击。其他西方列强也接踵而来，贫穷的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苦难逐步加深。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无条件接受殖民者提出的扩张要求。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引起中国封建统治者任何警觉，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国家已经走向没落，只剩下一副躯壳。清朝官员昏庸，愚昧无知，而且腐败成风，袭故蹈常，欺上瞒下，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危机。以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优势和中国社会的弊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英国提供给衰弱中国的经验。他们普遍认为只要中国加强像英国一样强大的军事装备，中国就可以摆脱外族的欺压。

英国发动对华的两次鸦片战争为中国知识分子士阶层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靠精良、先进的武器装备，依赖强大的经济，军事上保持最强的装备。这也是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最初阶段，仅仅停留在“船坚炮利”的肤浅认识层面。

当然，英国扩张不仅仅是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在于传播他们的文化价值到世界各地。“大英帝国”象征着强权，他们认为英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就是其他国家行动的准则。在文化上，来华英国传教士是最早将基督教传至中国的外国人。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1819年，他完成了《圣经》的中文翻译，并编撰了第一本汉英词典。随后有不少传教士相继而来，他们印刷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和文章，通过办报纸、办学校、开医院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文化，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也始于此。

中英官方正式交往始于1877年，知识分子郭嵩焘以驻英公使的身份被派往英国，1878年清廷大臣曾国藩之子曾继泽继任。郭嵩焘被称为“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他发现英国的昌盛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在于英国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还接触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认识到中国社会封建专制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他系统地了解并深入考察了西方文化包括政治思想，为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改良思想运动打下了基础。

二 中法对峙

第二个影响中国颇深的国家当属以其革命传统著称的法国[6]。18世纪中期，思想界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三位哲学家为代表掀起了启蒙运动，提出了“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新思想观念，为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18世纪末，法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因为与英国展开竞争，陷入财政危机，加之其他因素，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被民众攻打，封建王朝被彻底推翻。8月26日，法国制定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文件《人权宣言》，强调了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性。1789至1791国民大会实行改革，法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792年，国王被推翻，共和国成立。1804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法国建立了一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和行政体系。19世纪的前半期，法国政权更迭频繁，出现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三帝国等不同政权。19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大复苏总趋势的影响下，世界贸易十分昌盛，工业发展迅速。

法国因为中国政府处死马赖神甫，加入英法联军，于1858年至1860年第一次入侵中国，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侵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广州总督叶琛被捉，广州沦陷。联军到达天津，威胁北京，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清政府被迫签下另外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这又是欧洲对华进行炮舰外交的胜利[7]。之前，法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天津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通过条约方式，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关税，进行经济掠夺，同时取得领事裁判权，建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等侵略活动。1895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下，法国划定广东、广西和云南为其势力范围，开始获得了在西南各地开矿和筑路的特权。

法国在中国的势力主要以罗马天主教护法神的地位自居，通过签订《中法黄埔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的特权。据统计，1844年至1858年，法国传教士的活动遍及全国25个省份，但传教士与中国地方官员和老百姓的冲突时常发生。法国传教士除了与其他西方传教士一样在中国各地传教外，还创办学校、医院和其他慈善事业[8]。但同时，他们也欺压中国百姓、干涉地方内政。因为他们的负面行为，从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憎恨的对象。

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与中英之间关系颇为相似。1866年，中国政府首次派斌椿去法国，开始了非正式外交。1878年，中国政府派郭嵩焘首次出任驻法大使。当时的法国对这些首次走出国门的中国官员来说是新奇的，正是这批人，开始真正了解真实的西方。

法国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深远，尤以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精神为突出，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法国人参与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和90年代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866年的洋务运动中，法国人协助中国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9]、开设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法学习。随后，严复翻译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在中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和马建忠对法国有着较深的了解，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更是对法国资产启蒙思想倍加推崇。梁启超推崇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和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他以此来极力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制度，为变法做出了积极的准备。19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以西方的观点为思想资源，力图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

三 中美日对比

美国在18世纪末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了新的国家。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北方工业迅速发展，南方种植园经济相对阻碍了资产阶级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引发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这场内战的矛盾冲突直接表现为废除黑奴运动，最终北方战胜南方。战后，美国进入自由贸易阶段。19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始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力的日渐强大，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日益膨胀，瓜分计划也被提到日程上。18世纪时，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尾随欧洲人[10]。1844年的《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美国开始向太平洋亚洲扩张。但其实力还是不够强大，尾随英国，合伙瓜分中国。19世纪末，美国的实力加强，1899年美国对华提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尽可能在华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美国人的传教活动也是随美国与中国商业贸易而来。最早被派往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追溯为1829年来的俾治文，1833年到来的卫三畏来华与他一起主持出版工作[11]。与其它西方国家来华传教士一样，美国传教士也承担着传教和介绍西学的任务。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万国公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主编。他坚持办报，不但传教，而且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万国公报》成为中国人获得新知识的重要源泉之一。美国来华传教士还对中国的教育有过很大的贡献。1870年，在广东的美国传教士将容闳等六少年带往美国留学，开辟了中国人首批留学美国的先河。

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处在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下，社会动荡，封建经济逐渐瓦解，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体制处在崩溃的边沿[12]。19世纪中叶，日本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西方国家用炮舰袭击的命运。1854年，美国用炮舰撞开日本德川幕府的长久统治。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以武士为主要维新势力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此后，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全面实行资产阶级改革，逐渐摆脱了落后、被动的命运，走向民族发展的道路[13]。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主要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派的中国知识分子魏源着手编写《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情况，1841年仅有五十卷，1847年增加到六十卷，1852年又扩增到一百卷。《海国图志》在1854年被译介到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的知识分子从中了解西方。同时，有关中国的灾难的新闻也被日本关注，这一切加强了日本人避免重蹈中国覆辙的决心，“明治维新”势在必行，也取得了成功。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焕然一新，反过来影响中国人。冯桂芬、李鸿章等人对日本的变革大加赞赏。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便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效仿，可惜以失败告终。

近代中日交往应以王韬为起始点。王韬是中国首位出使日本的中国人，他于1879年到日本游历长达四月之久，并著有《扶桑游记》。据他描述，他到东瀛之后，结交了不少日本明治维新讲求西学之士为友。他在日本也相当受欢迎，他的著述《普法战纪》与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大势的两部最受欢迎的书籍。日本人中村正直在《扶桑游记》序言中对于王韬的东游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14]。后来黄遵宪、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都来过日本居住，尤其崇尚和敬佩日本政治和文化。

总之，中国处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可能独自长期保留昔日封建王朝稳居中原大国的状态。随着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极大冲击着保守、封闭的中国，中国统治阶级必须，也必然迎接更艰巨的新挑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士阶层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积极寻求救国良方，从“内部”爆发了“变革”的力量。

注释

[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2][英]P.J.马歇尔主编，樊新志译：《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3][英]P.J.马歇尔主编，樊新志译：《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4]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5][英]P.J.马歇尔主编，樊新志译：《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6][英]科林·琼斯著，杨宝筠、刘红雪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7][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8]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7—658页。

[9]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8页。

[10][美]费正清：《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1][美]费正清：《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12]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3]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14][日]中村正直：《扶桑游记·序》，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