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条云：“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我曾分别以《〈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和《天宝之风尚党——论盛中唐之交诗坛风气的转移》为题对李肇的相关论断进行探讨，认为李肇对盛、中唐诗坛发展阶段特点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目前学界对“尚党”“尚浮”“尚怪”的含义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对如何理解“贞元之风尚荡”还是众说纷纭。丽华同学于2012年随我攻读博士时，我们师生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随着探讨的深入，我们发现要想回答这一问题，离不开对贞元诗坛系统深入的考察。因此最后商定，以《贞元诗坛研究》为其博士论文题目展开研究。丽华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踏实钻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最终对贞元诗坛的相关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这篇博士论文即将付梓成书之际，丽华恳求作序，我欣然为之。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作为唐朝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以其丰厚的内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之前赴后继。因此，相对而言，在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的研究是比较充分，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既为后继者提供了相关的借鉴，同时也难免引发一些“焦虑”而让研究者退缩迟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唐诗研究如何进一步的深入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期待新材料的发现之外，文学自身研究的再强化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作家的文本始终是研究者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细读、精读被研究者文本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创获而避免人云亦云或无话可说的尴尬。刘丽华的《贞元诗坛研究》一书就是在深入文本前提下对贞元诗坛这一特殊时期诸种文学现象的深入思考，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注重文史结合。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贞元诗坛文学风貌的形成和唐代德宗朝的整体历史环境息息相关，作者提出，贞元时期逐渐恢复的经济不仅为生活在其中的诗人们提供了物质生活的保障，同时这一时期所实施的两税法、宫市等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露，为贞元诗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认和思考带来了契机；德宗朝困顿中带有希望的政治格局激发了士子们报国有为的情怀，也进一步影响诗人们的题材取向和诗体选择；就文化环境而言，学术思想上实用理性思潮的新风、文化娱乐生活的发达以及文人之间的频繁交往等因素都对该时期诗风的变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德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纷繁复杂，作者在分析上述历史因素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抓住了和贞元诗坛文学现象相关的方面条分缕析。此种手法不仅体现于对贞元诗坛时代背景的分析中，该书在对具体作家、具体题材的分析过程中始终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相关结论往往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充分把握和分析的基础之让，正因如此，才使其观点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
其次，宏观把握和微观深入的结合。贞元时代所处的特殊时期使得学界对贞元作家的认定颇有争议，相关作家要么向上划入大历，要么向下划入元和。贞元诗坛创作主体的界定是该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作者以“大历进入贞元”“贞元”“贞元走向元和”三个典型时段为序，考察其中表现突出的诗人群体和成就卓荦的个人，对贞元诗坛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提出在这一时期“在诗歌题材上，对现实的关注更加深入、普遍；在诗体形式上，古体诗的比重逐渐加大；在诗歌风格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展现出渐变的态势”，并对贞元诗坛的历时性、共时性价值和地位进行了总结。上述观点有助于读者深入把握贞元诗坛的特点，也显示出作者综合提炼、归纳概括的能力。在对具体作家的分析上，该书也不乏新见。如对于韦应物和李益的时代界定问题，学界一直将他们作为大历诗风的代表作家，但作者结合李益、韦应物二人的史传资料、出土墓志及具体创作，通过翔实的考证说明了二人的贞元属性。作者在对具体题材的把握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如谈及贞元时代边塞诗时，作者研究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将其置于唐代边塞诗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予以关照，并通过与初、盛唐边塞诗的对比展现出贞元时期边塞诗在内容和风格上新的特质。这种深入的辨析还表现在作者对贞元台阁诗的分析上，书中提出唐德宗对诗歌具有浓厚的兴趣，诗歌理念上以诗为教，具体创作上表现出题材的集中性和表达方式的模式化，在此影响下，贞元应制类诗歌创作参与者较为广泛，其主题大多与节庆宴赏有关，在表达上也存在模式化的倾向。此类分析细致而又深入，能有助于读者对相关问题形成更清晰的认识，深化对贞元诗坛的了解。
第三，对“贞元之风尚荡”的探讨。面对学界对“尚荡”含义的解读莫衷一是的现状，作者采用回归李肇论说文本语境的解读原则，提出，文中所提及的“风”的含义指的并不是“时代风尚”“文化风尚”，而是“时文风尚”或者说“诗文风尚”；李肇在对“元和体”进行描述时，涉及了“奇诡”“苦涩”“流荡”“矫激”“浅切”“淫靡”多个角度，这些描述关涉到了诗文的主题、情感、特色、语言等多个方面，因此对“尚荡”的思考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内容或风格的某一隅，而应该做出综合性的评判和分析；在李肇的描述中，从天宝到元和，文坛风气从“党”到“怪”的变化显然是一个逐渐改变、有机联系的过程，因此了解李肇大体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党”“浮”“怪”的内涵是什么均有助于对“荡”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最终把握贞元诗坛在中唐诗坛中所处的地位和价值。在确立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作者从对“荡”字含义的考察出发，结合贞元诗坛的具体作品和文学现象，提出“贞元之风尚荡”的内涵当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就内容而言，除一定程度上对大历主要诗歌题材的延续外，针砭时政、关怀民瘼，愤世嫉俗、抒发不平，狂浪恣肆、绮靡悱恻之作逐渐增多；二是就风格而言，不同年龄阶段的创作主体在贞元中后期争奇斗艳，不避险、俗，为元和诗风的大变奠定了基础。我认为作者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有理有据且合乎实际的。
当然，著作的出版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结束，有时恰恰能引发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该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如该书着重探讨的是贞元诗坛的创作情况，实际上，贞元时期亦是古文、传奇小说发展的兴盛期，这些不同的文体和当时诗歌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书中提到了三大创作群体，这些群体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另外，本书就研究策略而言，基本属于整体研究，其关注的重心在于贞元时代的具体作家，在此基础上，还应将贞元诗坛作为一个大的文学史坐标，将其置于纵向的历史坐标轴中，探讨贞元时代作为“古今百代之‘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对贞元诗坛承启作用的考察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唐文学的范围中，而应该从传播接受的视角予以更深入的审视。
面对唐诗研究这块硬骨头，想要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并不容易，但丽华从不缺乏攻克难关所需的勇气与坚韧，我期待也相信她能够再接再厉，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收获。
张安祖
2019年3月于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