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翁方纲与阮元对北朝书法的态度
清代金石学昌盛之前，北朝的碑碣、墓志并不为书坛所重视。明清之际的访碑之风持续至乾嘉时期，其风气之盛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汉魏以来的碑版石刻受到重视，而且北朝的石刻也颇受关注，这为碑学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前提。翁方纲、阮元都是对书法有颇高造诣的学者，同时他们也很关注金石学，在对古代碑刻的访求整理过程中，他们有幸更多地涉猎了以前不甚为书界所重视的碑刻，尤其是北朝的石刻书法，这不仅大大拓展了书法取法的范围，而且在这些书法文字资料的整理过程中，促使他们对汉魏以至晋唐的书法渊源问题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北朝石刻的关注不仅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早期碑学家的事，当时的一些帖学流派学者如翁方纲、刘墉等人对北朝书法也多有留意。换言之，乾嘉时代的学者中并非只有碑学派汲取了金石学的成果，并在书法取法的范围上有所突破，即便是被视为帖学派的书家群体对北朝书法的价值也是颇为认可的。
图4 （清）翁方纲隶书《蕤宾钟铭》条幅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翁氏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其楷书取法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等人，于欧阳询《化度寺碑》用功尤深。行书取法颜真卿、米芾、董其昌等。马宗霍《霋岳楼笔谈》称：“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小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庵所能到也。”[1]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今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屡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任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阮元“入翰林后即直内廷，编定书画，校勘石经”，其治学折中汉宋，“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曾谓“讲学是非宜实事，读书愚智在虚心”。其次第由专精汇为博通，重创新和通达；以实事求是为指归，通经致用为本务。他崇教化重学校，尝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士不通经，果不足用”，“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2]。他主持编修《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经解》等典籍，著有《揅经室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畴人传》《淮海英灵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阮元在经学、方志、校勘、金石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被誉为乾嘉考据学最后的重镇。
翁方纲与阮元同为乾嘉时期著名学者，二人均长于经史、金石、书法之学。翁方纲年长于阮元，赏识浆液，提携后进，而阮元亦不负所望，青出于蓝。翁方纲与阮元相识相得，交谊匪浅，二人尺牍往来，诗文唱和更是常事。如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云：“嘉庆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覃溪先生寓书于紫阳院长石琢堂状元曰：‘《复初斋集》刻成，为我置一部于灵隐。’”而灵隐书藏“盖缘始于《复初》诸集”[3]。阮元的《仿铸汉建初铜尺歌和翁覃溪先生》《贺翁覃溪先生重赴甲戌科恩荣宴》等诗篇均是与翁方纲诗文唱和之作。[4]又，其《得复初斋全集邕州舟中读之即寄野云山人》诗云：“忆昔庚辛间，袂与野云挈。红尘足不到，常向苏斋谒。谈经兼论诗，金石缘亦结。石墨书楼中，摩挲遍碑碣。”[5]此诗正是二人谈经论史、切磋金石之学之明证。
翁方纲与阮元对北朝的碑刻都给予了肯定与认同，他们一致认为唐初的楷书风格与北朝的碑刻有着直接的延续与承袭关系。如翁方纲诗云：“我求欧褚法，意到齐隋间。”[6]即认为欧阳询、褚遂良之法与北齐、隋朝书法的笔意是相通的。他在《高湛墓志》跋文中云：“其书体虽草草不工，然其笔势已开初唐之渐。”[7]他的《跋西门君之碑颂》也云：“书体与《陇东颂》相似，而此尚在其前十数年，在欧、虞二公未生之前三四年，上承隶意，开启唐贤，吾于此观书势焉。”[8]又，其跋北齐《孔庙乾明碑》云：“是碑书法在隶楷之间，实启唐人虞、欧、褚之先路。”[9]翁方纲《跋北齐乾明元年孔庙碑》云：“北齐乾明元年《孔庙碑》……书在隶、楷之间，《瘗鹤铭》《化度寺》《孟法师碑》，古今正书神妙品之息壤乃在于此。”[10]跋北齐《朱岱林墓志》云：“是碑隶楷虽非极工，然其发波已开欧、褚之先，惜不是书人姓氏耳。”[11]他在跋黄易所赠《北齐武平六年造佛记》云：“其书实开褚登善之先路。”[12]上引《高湛墓志》《西门君之碑颂》《孔庙乾明碑》《齐武平六年造佛像记》等碑记均为北齐时代石刻，其书法自然属于北朝系统，而北朝书法在金石学兴起之前是很少为人所关注的。翁方纲不仅关注了北朝石刻，而且指出作为初唐三大书家的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或多或少都受到北朝书风的影响，这个论断自然与其对金石学的研究不无关系。无独有偶，与翁方纲同时代的另一位帖学派代表人物刘墉在晚年也留意北碑，并在书法实践上有意取法北碑以提高自己的书法，这表明当时被后来视为帖学派的书家对待北碑的肯定态度。
如果说翁方纲对于北碑的关注仅仅是拓展了书法研究范围的话，那么阮元对北碑的高度肯定不仅指明了北碑的价值，而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书学完全不同的碑学理论。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云：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13]
阮元在对汉魏以至初唐以来书法脉络的梳理中指出了北朝古法与南朝新风之间的差异，此论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有开启风气之功。他指出了“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之事实，强烈呼吁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禇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从而避免“汉、魏古法为俗书所掩”之弊端，重新使书风回到中原古法的轨道上来。阮元“二论”之外，他的《贞观金途造象阿弥陀铜碑歌集翁覃溪先生斋中作》一诗也指出了欧阳询、褚遂良与北派之间的传承关系：“《刁遵》《高湛》各铭碣，分明隋末欧褚师。”[14]《刁遵墓志》《高湛墓志》均为北朝墓志，阮元认为它们是开欧、褚之先河的。此外，阮元《摹刻天发神谶碑跋》云：“魏、齐诸碑出于汉、魏、三国，隋、唐以后，欧、褚诸体实魏、齐碑之苗裔，而《神谶》之体亦开其先，学者罕究其源流矣。”[15]这是对汉唐以来书法渊源脉络的基本态度。
阮元与翁方纲对于北朝与唐初书法关系之论有同有异。其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指出了北朝书法与唐初诸家存在着渊源关系，其区别在于翁方纲论述北朝与唐初书法的关系时并未刻意强调欧阳询与虞世南书学渊源的南北差异，而是笼统地指出了北朝诸碑开欧、虞之先，即欧阳询、虞世南都有受到北朝书风影响的因素。阮元在论述北朝与唐初书法渊源时则极力强调欧阳询、褚遂良归属北派，而虞世南则归为南派，并且指出北朝书法是汉魏到唐代书法之间演变的重要环节，北朝石刻中保留了篆分遗意、中原古法。阮元给予了北朝书法高度的评价，并倡导当时的学者关注北派古法，一改南派俗书流行之陋习，其言外之意显然是要以北朝碑版来抗衡南朝书风。
无论是书法鉴赏还是书学研究，对于相同的观察对象却会出现不尽相同的结论固然可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如果观察对象相同而其结论却大相径庭则可能是由于观念上的差异。对于翁方纲与阮元而言，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金石学背景，而且二人交游颇多，学术交流频繁。依照常理，二人观念上互相影响而有趋同之处更易于理解，但究其实际却是异多于同，这反映了他们学术各自的独立性。就书学观念而论，翁方纲代表了传统帖学观念，阮元则代表了早期碑学观念，而其实质是以晋法为宗，还是以北朝书法为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