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人研究

以彝器说周礼者，始自金石学肇创之宋代。流传至今年代较早的金石学著作——吕大临所著《考古图》[1]，已涉及礼制研究。宋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礼器名称的考订，商周铜器名称太半系宋人所定，或以自铭定之，如钟、鼎、甗、鬲、敦、豆、壶、杅（盂）、盉、盘、匜、磬、戈等；或依其形制，并参考文献而为之，如尊、罍、彝、卣、瓶、爵、觚、觯、角、斝、斗、奁、瓿、钲、铙、带钩、削等[2]。宋人大部分定名都准确可信。此项研究与本书研究之主旨关系略浅远，兹不赘论。另外，又有礼器性质的研究，以及用彝铭来研究礼仪制度者。

一 礼器性质研究

礼器性质及用途研究，即通过对礼器名称前修饰字词的考证，来探讨彝器的礼仪用途。有说“旅”者，如《考古图》2·18伯勳父甗，吕氏有按语云：

文曰“旅甗”者，旅食所用。《燕礼》：“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公尊瓦大两，有丰。士旅食于门西。两圜壶。”言“旅”者，以别公尊与堂上尊也，余器皆然。故此图所谓有旅彝、旅鬲、旅簋、旅卣、旅匜，皆此义也。

《博古图》[3]3·28亦有是说，此论又为清代学者所接受，如《西清续鉴（甲编）》[4]6·21、《宁寿鉴古》[5]9·10等，皆从其说。愚案：吕说不可信，今所见西周彝铭中，诸侯所作之器亦有曰“旅”者，如应侯甗（《新收》[6]67）曰：“应侯作旅彝。”故，“旅”非士旅食之意。“旅”之诂训，自宋代以来众说纷纭。黄盛璋对“旅彝”进行了全面考察后指出，“旅”者，乃可移动、挪用之器，既可用于内、亦可用于外，既可用于宗庙祭祀、也可携带用于行旅和征战[7]。说可从。

有论“尊彝”者，《博古图·鼎鼒总说》说“尊彝”之义曰：

盖先王之时，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诛；用器不中度者，不鬻于市。戒在于作为淫巧，以法度为绳约，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后已。……于鼎曰尊者，为其器可尊耳。……于鼎曰彝者，为其度可法耳。……故左丘明外传称法度之器曰彝器。……则尊彝者，礼器之总名。

明确提出尊彝为礼器总名。《金石录》13·3论父乙鼎铭曰：

其器鼎也，而谓之彝者，按：《说文》：“彝，宗庙常器。”然以古器款识考之，商以前凡器通谓之彝，至周以后始有六彝之名，直以盛鬱鬯之尊为彝，其铭与诸器始分矣。

《绍兴内府古器评》卷上·1，论周公方鼎铭之尊彝曰：

此鼎也，而谓之尊彝，举礼器之总名而已。

可见，宋人实为“尊彝”系礼器总名说之鼻祖。愚案：“尊”与“旅”相对，“尊”最初只陈设于宗庙，不能移动。后来一些祭祀用器，在祭祀之后也可移动，因此有些铜器又自铭尊旅彝、旅尊彝[8]。

“彝”亦非器物名称，与“尊”同为表示器物用途之形容词。

中斿父作宝尊彝鼎。七五八。

中斿父鼎（《集成》2373）

史作宝方鼎。

史方鼎（《集成》2164）

拜稽首，对扬王俎姜休，用作宝尊鼎，其用夙夜享孝于厥文祖乙公，于文妣日戊，其子子孙孙永宝。

方鼎（《集成》2789）

作朕皇考彝尊鼎，用享孝于朕皇考。

微鼎（《集成》2790）

唯六月既死霸壬申，伯屖父蔑御史競历，赏金，競扬伯屖父休，用作父乙宝尊彝簋。

御史競簋（《集成》4134）

上揭诸例可能是器物名称较完整的表述形式，其中鼎、簋系器名，“宝”、“尊”、“彝”、“”则为形容词（史方鼎之“方”则用以形容器物形状），故“彝”应为表示器物用途的形容词，而非器物共名。“彝”几乎可用于修饰各种礼乐器，《说文·糸部》：“彝，宗庙常器也。”段玉裁《注》：“彝本常器，故引申为彝常。”以彝为器名，虽不合周人本义，然铭曰“彝”者乃宗庙常用殆无可疑。

准上，“尊彝”非礼乐器共名。周彝铭显示，礼乐器均可称作“器”。乐器有自铭为“器”者。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玄镠赤，用铸厥龢钟……，慎为之铭，元器其旧，哉公眉寿，邾邦是保。

邾公华钟（《集成》245）

十月己亥，莒公孙潮子造器。

莒公孙潮子镈（《新收》1132）

鼎、簋、瑚、敦、豆等食器，可自铭为“器”。

黄子作黄夫人孟姬器。

黄子鬲（《集成》624）

圅皇父作琱妘盘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罍、两壶。

圅皇父盘（《集成》10164）

伯彊为皇氏白行器，永祜福。

伯彊瑚（《集成》4526）

叔姬霝作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媵器彝。

曾侯瑚（《集成》4598）

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釴敦，以烝以尝，保有齐邦，永世毋忘。

十四年陈侯午敦（《集成》4646）

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祜福。

黄君孟豆（《集成》4686）

酒水器亦有自铭为“器”者。

唯十又九年，王在，王姜命作册睘安夷伯，夷伯宾睘贝、布，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器。

作册睘卣（《集成》5407）

曶作文考日庚宝尊器。

曶尊（《集成》5931）

黄子作黄夫人行器，则永祜福，灵终灵后。

黄子盉（《集成》9445）

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祜福。

黄君孟壶（《集成》9636）

伯雍父自作用器。

伯雍父盘（《集成》10074）

子叔嬴内君作宝器，子孙永用。

子叔嬴内君盆（《集成》10331）

故而“器”当为礼乐器之共名，《说文·部》：“器，皿也。”段玉裁《注》：“器，凡器通称。”是也。

有说“”者，《博古图》18·9释太师望盨曰：

今簋也，而谓之彝，盖训煮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后可食耳。

案：此说为清儒所宗，却不为后世学者所取，详后。

无论如何，宋人实开此项研究之先河，直至近世，尚有学者专文讨论彝器修饰字词的礼制意义[9]，可见其所关乎者大也。

二 礼仪制度研究

通过彝铭研究周礼者，如《考古图》3·7簋，其铭云：“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龏伯彝。”吕氏论之曰：

必大夫也，祭及四世则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庙，而祭必及高祖（《大传》云：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武伯、龚伯其祖考之为大夫者，以谥配字，如文仲、穆伯之类，益公、文公其曾高之为诸侯者，大夫祖诸侯，末世之僭乱也。

吕氏以彝铭所记世数而论作器者身份，今世仍有踵之者，学者或据作器之世次而论丧服，认为但凡作器便有服[10]，此与吕氏之论如出一辙。然彝铭所记世数，是否与作器者身份及服制有关，尚需深入研究。吕氏据《大传》论彝铭所记礼制，则颇具启发性，《大传》：“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乃士大夫均可合祭祖考之谓，所记与周彝铭相类。

师自作朕皇祖大公、庸公、封公鲁、仲臤、宫伯、孝公、朕烈考静□宝龢钟。

师钟（《新收》657）

姬寏母作大公、庸公、□公鲁、仲臤、省伯、孝公、静公豆。

姬寏母豆（《集成》4693）

上举师钟、姬寏母豆所祭世数已达七代，然师及姬寏母之始祖非天子可知，故祭及四世其曾高亦不必为诸侯，此吕氏之失。依唐兰说，西周时期天子亦止五庙，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等五位先王之庙在京宫，以太王为始祖；康王以下诸王，其庙在康宫，以康王为始祖，至宣王之时康宫之中康王以后诸王仅有昭王、穆王、夷王、厉王诸王之宗庙，亦止五庙，且有毁庙之事可知[11]。故合祭先祖之数与庙数并无必然联系，天子、诸侯、卿大夫均可祭及始祖。

有论亲族者，如《考古图》3·13吕氏说伯庶父簋云：

称姑，妇辞也。王姑，夫之母也。……或谓王姑者，王父之姊妹，然王父姊妹当从人，否则有归宗及殇祔祭可也，亦不容制器以祭。

此器伯庶父为“王姑凡姜”所作，王姑非夫母而系王父之姊妹可知。

有论昭穆者，《博古图》6·33—34论克壶曰：

其曰“作朕穆考”，则又言宗庙之制也。盖天子有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有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至于言考，则不特只有父而已，故谓其大父曰王考，谓其曾祖曰皇考，谓其高祖曰显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

清儒王昶《金石萃编》[12]3·5伯克壶跋，亦宗此说。案：此“穆”为谥号，与彝铭“文考”、“昭考”等同，西周金文凡称“考”均指亡父，与《礼记·祭法》“王立七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有二祧，远庙称祧”所记之亲称不同，故“穆考”与《祭法》庙制似无关系。

《博古图》16·34—35说仲驹父簋云：

仲姜者，盖仲驹父之母或祖也，或以为仲驹父妻，则《礼》曰：“夫不祭妻。”是以知为母或祖也。……夫器有用器，有祭器，凡铭有“享孝”、“追孝”、“祀”、“禅”者，皆祭器。《九嫔》职云：“凡祭祀赞玉齍。”玉齍之制不见于传、注，今宗庙中乃与瑚琏遂为阙器，岂郑玄所谓“敦、瑚琏、簋，皆黍稷之器”者欤？

案：“仲姜”与仲驹父之关系难以推定，或为妻、或为女，然不得为其母，若为其母当明言之。礼书虽有“夫不祭妻”之说，然夫为妻有服便可为妻作祭器则无可疑[13]，铭虽有追孝、享孝、祀等语，却不得据以认为，此器即仲驹父所作以祭仲姜也，器铭所记乃仲驹父为仲姜作器，使其子孙永宝并以之与祭也。

宋人考彝器所属国族多有创举，然以彝铭所记人名与经传附会已经不妥，用以说礼更爽之毫厘谬以千里。《博古图》20·35—36以仲姞义母匜之仲姞义母为晋文公之妾偪姞，其文曰：

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按：《通礼义纂》以谓媵御交盥。盖媵，送女之从者；御，婿之从者。夫妇礼始相接，廉耻有间，故媵、御交相为殊，以通其志。彼其婚姻欤？此称义母，则非初嫁之时，有子职在焉故也。称旅匜，则非交盥所用，特其盥所用，特其匜之不一耳。

案：义母乃仲姞之女字，非婚姻之谓。以彝铭所见人名与经典勉强比附的作法，在清代后期的著作中始有改观，如吴大澂（《愙斋集古录》[14]）、刘心源（《古文审》[15]）等已经纠正了不少类似穿凿附会之论，换之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传世经典与出土彝铭之间的关系。纵观宋人研究，其最大的功绩在于彝名之考订，以单篇铭文而说礼者虽成果不多，然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宋代金石学在创立之初，就在金文礼制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实得益于宋代传统礼制研究的丰厚积累。自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四传至后仓，宣帝之世后仓治《士礼》最有名望，大小戴及庆普皆后仓弟子，宣帝时三家立于学官。礼学不但传承有序，而且巍巍然已成专学，其事详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及《汉书·艺文志》。后汉之世，礼学大儒辈出（如贾逵、马融、郑玄等），其著作亦丰盈可观，郑玄三礼《注》更被后世治礼者奉为圭臬。唐初贾公彦、孔颖达在吸收魏晋南北朝学者三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定了《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及《礼记正义》，其详录于贾氏、孔氏之《周礼注疏序》、《仪礼注疏序》及《礼记正义序》，兹不备引。唐时复有杜佑之《通典》，其中专列礼典，以述历代礼制增损更迭，三礼之学至此已臻完备之境。惟此宋代方能礼学大儒辈出，如聂崇义、王安石、朱熹、李如圭、郑樵等，也有不少礼学研究著作，《宋史·艺文志》所录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杨逢殷《礼记音训指说》等礼学著述，达九十四部之多。且不少金石学家也精研礼制，如吕大临便有《大学》、《中庸》、《礼记传》等三部著作，吕氏《考古图》在考订名物及研习礼制上的贡献，与之不无关系。宋代学者对于传统文献所载之礼，不特有丰厚的积累，亦有浓烈的兴趣，只要有关乎礼制的彝铭出现，必然会引起学者广泛而长远的研究志趣，因此金文礼制研究自金石学肇创之始，已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