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研究背景与意义

无神论是对“神”的观念的否定和批判。“神”的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出了原始宗教、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与“神”的观念相伴随的无神论，也随着“神”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从自发的无神论到自觉的无神论，从古代的朴素无神论到近代以来的科学无神论，进而在人类文明和思考的积淀中，孕育出了其高级形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真正科学、彻底的无神论。它超越了单纯的“无神”论证而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超越了宗教批判而进入了社会批判，超越了思想领域而进入了社会实践领域。它不仅彻底地否定了鬼神、天堂、地狱及其他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实际存在，而且积极地引导人们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样，宣传教育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

一 研究背景

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部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有计划地“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1]。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组织成立了各级各类宣传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2]。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开展了多形式、全覆盖、声势大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下发了《不怕鬼的故事》等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材料，有效地破除了旧中国“遗留”的封建迷信思想，新中国的社会风尚为之一新。但自1957年起，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60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这同时也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宗教工作的“左”的错误，恢复了党的宗教政策，全国各级爱国宗教组织也逐步恢复并开展各项活动。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信教群众在宗教信仰上的过度压制，引发了拨乱反正时期一些地区宗教影响力的过度“反弹”，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宗教狂热现象。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接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强调：“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3]这表明，在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同时，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懂得，对待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4]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5]。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愈加系统化、规范化。

跨入21世纪，我国在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也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的新任务。一方面，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急需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精神信仰的选择日益多元化，宗教成为“精神食粮”的重要“供给方”，宗教组织因此发展迅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但宗教在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同时，负面影响也日渐突出。

有些负面影响看似“小毛病”，实则是“大隐患”，倘若把握不好、处理不当，很容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比如达赖集团披着宗教外衣，标榜所谓“中间道路”，兜售“大藏区高度自治”，却在暗中密谋分裂国家。个别境外敌对势力、极端势力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散播宗教极端主义，煽动境内人员进行所谓“圣战”，其真实意图是大搞暴恐活动，制造民族分裂。这些问题所涉及的都是敌我之间的较量，关乎国家安全和政权巩固，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宣传思想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无神论不去占领，有神论就会去占领。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

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新任务，面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面对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和各种伪科学、迷信斗争的新情况，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新动向，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党政各有关部门、教学科研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各有关方面，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密切配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和创新工作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水平。[7]

十八大以来，党的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但与此同时，境内外的敌对势力也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其活动呈现出组织化、系统化、精细化的趋势。面对新时代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西化”“分化”图谋，党中央高瞻远瞩，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提升到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基石、巩固执政党世界观基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8]此后，中央和各部委密集发文，强调要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2017年4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开展科学世界观和无神论教育，反对封建迷信和邪教，抵制愚昧落后”[9]。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印发，提出要“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10]。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要“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抵制封建迷信活动”[11]。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要求：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党员、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引导党员、群众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做好农村宗教工作，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工作，管理好宗教活动场所，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涉农村公共事务，坚决抵御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必须在意识形态上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观点，同一切歪风邪气、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2]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再一次强调：“要提倡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防范极端宗教思想和非法宗教势力渗透。”[13]

中央和各部委的密集发文，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时代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为了完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使命任务，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刻不容缓。

二 研究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深入思考“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减低宗教信众增加速度，如何抵御宗教对群众的精神诱惑和思想渗透”[14]的重大课题。

从理论上看，首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的构建。《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15]的要求。为落实这一要求，理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不但要从理论层面研究为什么“世上无神”，还要引导人们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认识到这个事实，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树立起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生态度，激发出昂扬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因此，宣传教育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价值实现的重要一环。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丰富的论述，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也发展出许多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界前辈也贡献出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立足于当代中国，有针对性、专业性的研究尚不多见。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的不足，可以借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专门研究其生成逻辑、核心内容、主要对象、具体途径和组织保障。

其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学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者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学科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科重要任务，致力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的无神论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一方向的研究，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其他内容的研究，尚属薄弱。鉴于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剖析其生成逻辑、核心内容、主要对象、具体途径和组织保障，对进一步丰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容，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现实中看，首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宗教视为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重要载体，把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其他国家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部分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大显其效。21世纪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他们以“宗教自由”为幌子，利用一些基督教团体进行对华渗透，以此掩饰他们从事的变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牧场”的活动，掩盖他们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鉴于此，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对于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对于维护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其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做好党的宗教工作。马克思指出：“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16]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坚持“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17]。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教工作，不但要保护信教群众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也要保护不信教群众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强迫不信教群众放弃无神论去信仰宗教的行为，如同强迫信教群众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一样，都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任何只保护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不保护公民坚持无神论的自由，如同不保护信教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一样，都不是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无法最大限度将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因此，深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好党的宗教工作。

再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18]，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最为基础的思想，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无神论的虽然不一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坚持无神论的一定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若要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然后才能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鉴于此，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无神论宣传教育，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科学精神和积极人生观的树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服从和服务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任务，着重为科教兴国贡献力量，让社会摆脱愚昧和迷信，因而理所应当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包含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它通过对“神”的观念的揭示，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帮助人们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培育人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进而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奋斗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尽管是批判的，但并不是消极的，它建立在相信和依靠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在实际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的条件和提高科学精神和认识水平上，建立起一种与宗教生活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这一逻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般：“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19]这也是通过坚持不懈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帮助人们树立起科学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