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物西行之具现

明朝长物传入欧洲便引发了人们的关注。17世纪后期，明朝灭亡后，在欧洲直接产生了与明朝晚期长物社会极其相似的洛可可时代。长物流通也遵循晚明从上层人士专供的、彰显身份的奢侈品转变为普罗大众追逐的风尚之物的路径，引发社会崇奢之风。荷兰绘画则暗示了长物大规模流入前后的市井心态，从期待到沉迷，从普通民众到画家都沉浸在明朝长物带来的浮华世界之中，这也使画家将目光从天堂转向尘世。前期少量流入欧洲的文学作品触发期待之情，而当大批精致的明朝器物出现在欧洲社会时，刺激了作家的创作热情。长物代表的高雅审美趣味带来和明朝鉴赏文学相似的作用，促进明朝奢侈品在欧洲社会的日常化，深度引发欧洲社会日常生活的奢侈化。

首先，明朝长物通过海上贸易先后进入欧洲社会。至17世纪后半期，明朝灭亡之后，在欧洲，尤以法国最甚，形成了持续一个世纪的洛可可风格，而中国的艺术风格以其精致幽雅、纤巧柔和，成为追求纷繁琐细、精致典雅的洛可可风格的艺术泉源，因而使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风格成为时尚。以瓷器为例，新航路开辟后，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瓷器成为欧洲最珍贵的礼物，作为稀奇珍玩仅在宫廷中出现，甚至作为皇室及豪门的传家之宝。对于瓷器的价值，按当时上流人士的换算方法，一件瓷器相当于7个奴隶。在17世纪中叶之后，出于上行下效的社会趣味需求，中国瓷器成为欧洲进口的大宗货，仅1722年运到英国的就有40多万件。中国甚至生产专销欧洲的瓷器，18世纪广东的作坊就有受西方商人委托生产的景德镇的“空白”瓷器，以便用珐琅制图[8]，据保守统计，专供欧洲的“中国外销瓷”在百年时间里至少烧制了6000万件。[9]“欧洲瓷器生产商推出了进口瓷器的替代品，利用欧洲人对中国风味的青睐赚些快钱。”[10]瓷器也从欧洲的上流社会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从被宫廷及上流社会摆放在玻璃罩中供欣赏的长物，变成了日常所需之物。（图2.1、2.2）17世纪50年代的这十年时间里，中国瓷器融入了荷兰艺术和荷兰生活。如维梅尔以错视画手法营造乱真效果，终其一生，琢磨把玩“欺骗眼睛”的现实感绘画技巧。

图2.1 咖啡杯1759—1765

图2.2 青花瓷“克拉克”

欧洲饮茶风尚的兴起助推了瓷器的盛行。17世纪明朝末期，茶叶由荷兰商人输入欧洲。当时茶叶量少价高，供不应求。据1694年巴黎一位药剂师所说：“中国茶一磅70法郎……，这对中上层的人大概也是相当大的负担。”[11]由于饮茶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出于人们对炫耀身份，追求品味的需求”[12]，饮茶之风在上流社会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荷兰人养成了早午晚都要喝茶的习惯，茶室、茶座应运而生，达官显贵甚至在家中专门设立茶室，用以聚会待客，这与明朝文人士绅的生活方式非常相像。同时，这种饮茶的风尚刺激了人们对饮茶器具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瓷器在欧洲社会的流通。

除瓷器和茶叶，漆器在欧洲社会也刮起了中国风。诚然，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消费者而言，日本漆器通常被视为品质非凡（柯律格，2015：59）。但是17世纪中国漆器大量输入欧洲并广为应用，证明了中国漆器的受欢迎度并不亚于日本。在路易十四时代，梅特纳夫人在凡尔赛和特里亚特宫都选择中国漆器。为满足民间对漆器的需求，1692年法国安托万开始仿制漆器。1730年之后，甚至出现了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家族这样的漆器名匠。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尔汝集》和《论条件之参差》中多次赞扬马丁家族的漆器，认为其已经超过中国漆器。[13]但在式样上仍旧仿造中国风格，以中国传统的牡丹花鸟、仕女、屋舍为图案，在根源上仍未脱离明朝长物的范围（图2.3、2.4）。

图2.3 维也纳陶瓷壶

图2.4 漆器：屏风1780—1820

除此之外，中国马车、丝绸、壁纸等都在欧洲应用颇广。大多数欧洲国家（荷兰是异类）将建筑视为“显示其尊贵显赫诠释的主要手段……这种艺术形式是上流社会愿意了解的”，[14]中国造园艺术也被欧洲社会吸收，德国卡塞尔附近的威廉王宫，荷兰王宫（Het Loo），法国尚特卢城堡（Chanteloup）和德国慕尼黑中国塔视为例证（图2.5《园林细节——丘园部分》、图2.6《丘园部分的亭子和神庙》）。利奇温（Adolf Reichwein，1898—1944）写道，洛可可时代的人就在“那些浅色的瓷器、飘逸的丝绸”中看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前景”。（21）后文将具体论述欧洲人美好生活所体现的晚明式奢靡浮华之风，即明长物在明朝消亡后，又在异国他乡得到复兴。

图2.5 丘园部分的亭子和神庙

图2.6 园林细节——丘园部分c.1776—1787

其次，柯律格在《长物》中提到，文震亨的作品有助于重新构筑已消失的明代物质世界的某些元素，给出的其中意象便是果盘中水果的摆放方式，（52）这与荷兰黄金时代画家笔下的静物画如出一辙。在柯律格眼中，明朝鉴赏文学细致地描述了长物，使人无须图像便能联系到实物，荷兰画则是直观地将长物流通在日常世界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眼前。

新航路开辟后，荷兰人在17世纪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荷兰商船往来东西方之间，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途经荷兰，销往欧洲各国。该时期静物画和风俗画中也会有诸多海洋元素，如维梅尔的《警官和微笑的少女》（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c.1655—1660，图2.7）、《情书》（The Love Letter，c.1667—1670，图2.8）的背景或侧面都有航海地图；又如迪克·哈尔斯（Dirck Hals，1591—1656）的《室内抽烟下西洋棋的绅士》（Gentlemen Smoking and Playing Backgammon in an Interior，1627，图2.9）墙上挂的出海图，证明当时社会平民和绅士都对海外贸易颇为关注，他们期待海外贸易带回的东方货物。荷兰货船则不负众望，带回了众多奢侈品，如静物画中盛物的器皿就是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成为静物画的元素之一，与画中表现的主角和当时的欧洲社会一起，抛弃了巴洛克时代虚空派盛行时的各种意象，譬如百合花象征纯洁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并配以头骨、腐烂的事物等（《静物与头骨》，Still-Life with a Skull，Philippe de Champaigne，1674，图2.10）。这些代表转瞬即逝、生死无常以及浮华虚无的意象被洛可可时代明快精致，玉盘珍馐，排场十足的盛宴取代，譬如“虚空”静物画画家彼得·克莱兹（Peter Claesz，1597—1661）的《静物和火鸡派》（Still Life with Turkey Pie，1627，图2.11），画中除了中国“克拉克”青花瓷器外，还有荷兰牡蛎，热带橄榄和柠檬，以及其他荷兰海外贸易带来的水果，展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奢侈富足。

图2.7 警官和微笑的少女

图2.8 情书

图2.9 室内抽烟下西洋棋的绅士

图2.10 静物与头骨

图2.11 静物和火鸡派

克莱兹描绘的这场盛宴绝非个例。克里斯汀·凯特（Christine Ketel，2011）在论述东印度公司沉船里的中华陶碎片一文中，把那些大量沉入海底的碎片与荷兰绘画中出现的浅色陶瓷形制一一对应研究。瓷器在欧洲作为奢侈品，除给家庭增加异国趣味外，那些含有中国瓷器元素表现饕餮盛宴的荷兰静物画也足以表明荷兰人享受奢华的东方长物之程度。

虽然17世纪荷兰绘画无法完全脱离宗教伦理和道德教化，但与此前凡·霍格斯塔坦等荷兰画家所表现的，认为尘世之美不如天堂之美的观念相比[15]，以瓷器为代表的明朝长物，让欧洲人在异国奢侈品的吸引下纵情享乐的同时，也将荷兰画家从天堂的虚妄、虚空的颓丧中拉回现实，转向尘世的享受。笔者认为，奢侈之风也是造成荷兰绘画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虽然普遍认为战争造成了尼德兰绘画市场的崩溃，但是对奢侈生活的追逐让荷兰人抛弃了原先简朴的生活，使民族思想感情在艺术中逐渐萎缩，趣味败坏。画家因享受俗世乐趣而纷纷破产，悄无声息地离开世界，譬如弗朗斯·哈尔斯、伦勃朗，加之明朝长物的风行使画家更乐于效仿外来式样，大批画家在荷兰画派鼎盛期移居罗马，模仿意大利画派。明朝长物的奢侈之风让原本在海外积极探险，不断进取的民族变成了躺在财富上，保守消极的尘世享乐之人。丹纳曾著述总结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认为“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16]

再次，那么文学又是如何与风靡欧洲的明长物关联的呢？起初，中国陶瓷、丝织品、漆器及其他许多贵重物的输入，引起了欧洲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奇心与赞赏，又经过文字的鼓吹，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情感，商业与文学就这样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这与明朝鉴赏文学带动长物消费相似，说明了文学与物质相互促进的潜在关系。

14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为17、18世纪欧洲社会构建了神秘富饶的东方帝国形象，如“他们盛产生丝，可织出大量的金银布匹，并且种类花色十分丰富。这里谷物丰足，家畜遍地……”[17]之类的描述比比皆是。16世纪中叶，多明我会修士克卢士（Gaspar da Cruz，1520—1570）的《中国志》（1569）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中国作品的专著，被欧洲学术界认为是继《马可·波罗游记》（梁启超题字，魏易汉译，最早的中译本，1913）之后又一部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献。还有一本是西班牙中国历史学家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5—1618）著述的 《中华大帝国史》 （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1585）。他以在中国13年的经历写就这本关于中国历史之书，对中国的物产充满溢美之词。随着中欧交流的增多，有关中国的书籍也在欧洲不断出版。

《中国志》封面

但是碍于地理的区隔，到达欧洲的明朝长物并不能满足时人的需求。当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荷兰，荷兰17世纪最重要的诗人约翰内斯·安通尼德斯·范·德·格斯（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1647—1684）专门创作了描述明朝统治终结前夜的四幕戏剧《中国的覆灭》（Trazil，or the Dimise of China）。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将明朝的覆灭归结为晚明人的奢侈无度。范·德·格斯期盼明朝向世界敞开大门，包括让奢侈品大批走出国门，他在作品中热情呼吁：“黄河与长江，一度紧闭起嘴唇/现在，自由的抬起了头朝向太阳/在广州港清空了他们的收获/以无尽的财富向我们致敬/当水手们用丝绸装饰着住房”[18]，展现了时人渴望与中国贸易，获取明朝长物的强烈愿望。正是由文学带来，并由文学表达的对奢侈品的消费狂热，使16、17世纪欧洲在殖民地攫取的黄金白银仅有小部分运回宗主国，利奇温在其著作中引用伏尔泰的话，解释了这一现象：这些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到了东印度，购进绢丝、香料、硝石、蔗糖、茶叶、纺织品、钻石和各种古玩。

随着洛可可时代的来临，荷兰人对长物的热情有增无减，如利奇温所述，“水手用丝绸装饰住房”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瓷器也以特有的光彩，激发了这样的诗篇：中华土产有佳瓷/尤物怡人众所思/艺苑能辟新世界/倾城不外亦如斯。（27）《异品华物市场杂志》（Embarras de la Foire de Beaucaire en vers burlesque，1716）赞誉中国瓷器的魅力。（134）作家盛赞中国长物的地位，彰显其高雅审美情趣，作为上下层社会区隔的方式。在此类文学的刺激下，社会下层就算无力承担这些长物，也会对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趋之若鹜，商人或大批进口以扩大商品销量，或潜心仿制以跟上主流审美。此情形和晚明因鉴赏文学引发的长物热毫无二致。法国作家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提到主人公福赖代芮克拜访阿尔鲁家，在前厅看到的是中国式[19]（天花板垂下四周着色的竹子灯）的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