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研究会”小说与启蒙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的启蒙特质

1921年前后，文坛上出现了几十个文艺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为人生”为创作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以及有着鲜明浪漫倾向的创造社。在这些文艺社团的倡导与作家自觉的启蒙追求影响下，五四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由于其“为人生”的创作主张，被冠以“人生派”的称号。事实上，“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流派意识并不强，作家的风格有着很大差异，创作个性也并不统一，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它在成立宣言中所宣称的“著作的同业工会”。但是，在思想倾向上，“文学研究会”是比较一致的以“文化启蒙”为根本宗旨的。

一 对新文化运动启蒙传统的呼应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就有着明确的启蒙立场，这可以追溯到它成立之前。“文学研究会最初的发生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1919年郑振铎等在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负责创办的《新社会》旬刊和之后的《人道月刊》。”[1]《新社会》发刊词中即声明，刊物的宗旨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2]。发刊词中提到的“社会改造”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的目的性，而“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更是五四启蒙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新社会》的办刊宗旨带着鲜明的启蒙特色。在《新社会》被北洋军阀查封之后，郑振铎又创办的一期《人道月刊》，继续着《新社会》的启蒙宗旨。

与五四运动中出现的许多刊物不同的是，《新社会》的目的虽是“社会改造”，但并不倡导通过革命和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等激烈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而是采用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方式——鼓励学生走到普通民众中间，去唤醒大众。

这一点与康德的想法不谋而合。康德并不认为革命是实现真正的思想启蒙的途径：“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3]《新社会》的这些举措，更加接近了欧洲启蒙的某些特质，也坚定了自身的启蒙立场。但是，尽管《新社会》有着坚定的启蒙立场，却对中国启蒙的未来缺少信心。在1919年11月11日的《新社会》第2号刊载了郑振铎的《灯光》，塑造了一个他意识深处的启蒙者的形象，其中的一些感受恰是当时五四启蒙者的切身体会。一个人提着灯在荒野中寻路，“灯光四射，融和光朗；照着前途明白。但他总觉得孤孤单单的；有无限的凄凉、感伤，无限的恐慌”[4]。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让五四启蒙者们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未来，然而五四启蒙运动所面临的困窘却让启蒙者孤单、凄凉且恐慌；被同路人的误解与拒绝更加深了启蒙者的这种凄凉与感伤，让我们看到了启蒙者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自五四启蒙之初，便一直伴随着启蒙者，以至于我们在其后的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经常得见，可见文学研究会受《新社会》影响程度之深。

此外，负责《新社会》编辑与集稿的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后来都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因此《新社会》这种启蒙宗旨与倾向被直接带到了文学研究会中。另外，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又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员。他们大都是文化批判者，茅盾认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5]《新青年》的新文学主张使文学研究会自觉地担当了区分中国传统旧文学与新文学的使命，这都使得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启蒙倾向便十分鲜明，呼应了启蒙传统，带有鲜明启蒙特色。

二 “文学研究会”的小说观念变革

五四时期，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革，严家炎先生将这种变革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再视小说为史传的附庸，把小说从历史中真正拉了出来；二是不再视小说为载道的工具，肯定了小说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6]在这第二个方面的变革中，“文学研究会”立下了汗马功劳。传统文学观念一直以“载道”作为文学价值衡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小说因“载道”价值的缺失，便一直被视为“闲书”，用以消遣或游戏，被视为“末技”“小道”而难登大雅之堂。到了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之时，为了维新变法的需要，又强行将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以小说来教化民众，将小说置入另一个极端，成了“载道”的工具，从属于政治需要。尽管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仍然没有赋予小说以独立的存在价值，小说仍为政治的附庸，未能从根本上进行观念的变革。而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或是它的分支“黑幕派”等，或将小说视为达到卑劣目的——泼秽水，或是将小说视为游戏消遣品，更将小说拉出了正统文学殿堂之外。而其形式上对于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沿袭，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特色，更是让其与“新小说”形成对立态势。

“文学研究会”将小说从传统“载道”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它以全新的地位与价值，这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中即可得见。“文学研究会”在成立宣言中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一宣言直接否定了小说的“闲书”的游戏与消遣性质，接着又宣称：“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主张肯定了文学的地位与独立价值，茅盾也曾明确表示：小说“思想固然要紧，艺术更不容忽视。”[7]这样的主张将小说思想与艺术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得小说能够摆脱“工具论”；“文学研究会”还在宣言中称：“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的终身职业，正同务农一样。”在当时，由于科举制度的取消，为文不再与仕途相关联，而是被逐渐推向市场。“文学研究会”将文学作为终身职业的理念的提倡，加之现代出版业的发达，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职业作家，为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虽然简短，却包含了许多文学观念变革的重要信息，为“五四”小说的观念变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条件。尽管从实际情况看，“文学研究会”其后也让“五四”小说承载了“启蒙”的使命，但它仍然实现了小说观念的变革，促进了“五四”小说的繁荣与发展。

三 “为人生”主张的启蒙追求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于“为人生”的理论主张表述并非完全准确或整齐划一，却都统一在这一理论旗帜之下。“为人生”这一文学主张是“文学研究会”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的呼应。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指出文学除了“独立的艺术美”之外，还要有“无形的功利”，也即康德的“无用之用”，其中有着鲜明的启蒙要求。“文学研究会”的另一重要人物郑振铎的观点与周作人类似，认为文学“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8]。这种文学主张到了沈雁冰那里，因着沈雁冰革命者身份的影响，渐渐被转化成了具有革命倾向的“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文学观，并通过他的文学批评及《小说月报》这一平台展现出来，影响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冰心、叶圣陶、杨振声、庐隐、许地山等人尽管个人风格有着许多差异，在“为人生”这一思想倾向上却是保持着一致。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是典型的启蒙文学观念的折射。”[9]这种文学创作主张如实反映社会人生，目的是指导人生并最终改造人生。这种文学观把社会与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赋予文学，将文学放在了启蒙大众的第一线，使文学成为启蒙的思想工具。这种以文学为启蒙工具的观念从晚清的维新运动开始，直到小说界革命，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启蒙的主题有所变化，出现了多重性，但文学的工具性质没有变化。

文学作为启蒙的思想工具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就屡见不鲜：“在理性与迷信、偏见的斗争中，在人权与暴政的斗争中，文学是伏尔泰手中最自由、最得心应手的工具。”[10]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启蒙先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后，为促成国人的思想革命，响应启蒙运动的呼唤、作为思想启蒙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因此思想性成了它的最大特征，五四文学即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进入文学革命的。因此，“文学研究会”的这一文学主张是有迹可循的。但是，这种文学主张过分注重了文学的思想性与工具性，却轻视了有关文学本身的艺术研究。

“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作家对于文学创作态度并非严谨，沈雁冰提倡的“思想与艺术同样重要”的理念并没有贯彻到底。最初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所说的“随随便便”的创作方法遭到了闻一多直率的批评，却并没有引起更多“文学研究会”作者的重视。王统照回忆当时的小说创作时说：“那时并不以写小说等文字为十分苦闷的事。捉到浮泛的人生的一片段便以为很容易地写出来。”[11]对于这种“即兴”而作的创作过程，冰心表述为：“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上，从指上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在纸上。”[12]由于“文学研究会”作家更重视作品的思想性，所以对文学问题本身研究重视不够，以至于很多作品文学性不足，为后人或论敌所诟病。

尽管如此，“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在中国的新文学历史上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虽然题材广泛，但几乎都在“为人生”观念的指导下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关注，通过文学表现为社会问题寻找答案，由此形成问题小说创作的热潮，也在问题小说的创作中体现出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主张的鲜明的启蒙特色。问题小说的题材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各个角落，在问题的探讨与尝试解决过程中闪现出了耀眼的理性光彩，表现出了鲜明的启蒙特点。与西方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哲理小说相比，虽然问题小说艺术上还不成熟，思想深度不够，眼界不足，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过于肤浅与稚嫩，过于主观化与理想化，却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表现出了“五四”这个特殊时代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