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状况

民本思想是一项关乎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课题，它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人民是治国的根本，重新挖掘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转换为一股强大的思想动力，应该受到重视。所以这一课题很受学界关注，前人已做了较为深入的工作，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写作本书之前，试图对此进行回顾、总结、评析，以资借鉴，从而尝试提出本书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本书所涉及的是明清时段的民本思想，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及明清时期出现的诸多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过积极探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本书的研究密切相关，使笔者多受启示。下面就分专题介绍一下与本书写作内容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

一 中国民本思想的研究回顾

因为民本思想是一个内容宽泛的命题，所以许多学者从政治、哲学、文化、社会、思想等不同角度，从起源、内涵、性质、特征、作用和影响等不同层次，对民本思想进行过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涉及民本思想的方方面面，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学术争论。

一是关于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演变方面的研究。因为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政治、思想、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虽然没有研究其起源、发展、演变等历史线索的专著，但在一些著名学者的政治思想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社会史著作中，都把民本思想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分析其源远流长的发展进程、深入人心的历史印记。[43]这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对此问题有所涉及，都把民本思想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放入中国古代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此外，还有几篇专门讨论民本思想渊源的论文，如陈胜粦的《民本主义论纲》[44]和允春喜的《民本思想的历史沿革及其评价》[45]等。这些学者的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民本思想萌芽并出现于殷周先秦时期，形成并发展为思想体系是在秦汉唐宋时期，完善并达到极致是在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它开始与近代民主思想相衔接。

二是关于民本思想整体把握和总体评价方面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民本思想同中国传统帝制的存在、中国专制统治方式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把它作为历史时期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政治智慧来看待，对民本思想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作用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认为其客观上显现出对人民愿望和利益的重视，对维护君权稳固和长治久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达到所谓“本固邦宁”的统治目的。如韦政通、冯天瑜、张岱年、张分田、刘述先、陈顾远、孙广德、陈胜粦等学者的研究。[46]其中，张分田的讨论比较深入和客观，他在书中分析了民本思想与君主制度之间紧密相连的特性，提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不仅是重要的官方政治学说，而且是全社会的普遍政治意识，从而使其历史作用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也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关于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金耀基提出：“盖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47]从总体上看，对民本思想作用和影响的认识是肯定多于否定。

三是关于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方面的研究。根据张分田、张鸿的看法，古代没有“民本”这个确切的范畴，“‘民本’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民惟邦本’等思想命题的缩写。现代学术界用它来概括中国古代与这类命题相关的一套政治思想”[48]。正因为它是一系列相关命题浓缩后形成的概念，所以后来的学者们依据自己的研究命题对其加以解释和界定，从而形成民本思想的不同内涵与外延。如金耀基的《中国民本思想史》是少有的直接以民本思想史命名的著作，他在界定民本思想时，就把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外延扩展为六个方面：第一是“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第二是“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第三是“‘保民’‘养民’便成为人君之最大职务”；第四是“必自然地引起‘义利之辨’的问题”；第五是“不能省去‘王霸之争’的问题”；第六是“从‘君臣之际’的观点予以阐释”。[49]一些学者的思路更具全面性、概括性。如刘泽华先生的研究，他把“民本”理论概括为“君以民为本说”“民贵君轻说”“立君为民说”“君养民、民养君说”“君不可与民争利说”“富民足君说”“民弃君说”“得民为君说”“君为民主说”九个分命题；具体总结为保民、养民、富民、教民四个层次。[50]张分田提出，“民本思想的内涵就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与三个基本思路。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基本思路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51]。他们的界定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

四是关于民本论核心关系方面的研究。梁启超是比较早关注民本思想的学者，他指出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民本思想，以民本为切入点，讨论与之相关的政治思想，他先把民本界定在历史上重民思想的范畴内，然后结合影响民本发展的政治、法律、经济、思想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52]刘泽华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民本论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53]张分田也有详细的论述：“所谓民本，即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政以民为本。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来自对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作为被统治者，民既是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一支客观存在的制约王权的政治力量。……民本论是由一系列涉及君、国、民的命题组合而成的，其中绝大多数又是以君民关系形式表达的。‘天下’、‘国’、‘国家’、‘社稷’或君的代称，或是君与民的中介。所以民本论实际上是君民关系论。”[54]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君民关系”是民本论的核心关系，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古代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古代民本思想就是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而产生。

五是关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走向及其与民主思想的对比研究。这同样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一个问题，民本思想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与民主思想截然不同。政治学家萧公权早就指出，历史时期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与近代兴起的“民权”学说，实有千差万别，他说：“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55]研究民本思想颇有建树的金耀基说：“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有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步。”[56]明确指出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完全不同，它只有为民的含义，达不到民治的境界。冯天瑜提出，“民本学说在本质上不是民本位理论，而是君本位理论一种明智的，眼光远大的君本位理论”[57]。它的“君本”根源和性质，导致它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成为民主主义。俞荣根认为，儒家民本思想在近代社会中通过民权学说，中转、接引了西方民主思想，他提出：“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它是一种‘子民’文化，而不是‘公民’文化，造就的是‘主民’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与现代民主思想有质的不同。近代思想界在引进西方民主文化时，首先倡言民权学说，并认为民权与民主是相对立的，这正是用民本思想诠释民主的结果。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的前锋才进至民主领域。”[58]由此看来，大部分学者认为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民主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还要提到一套关于民本思想研究的丛书，就是韩喜凯总主编的六卷本《民惟邦本丛书》，它们分别是《民本·概论篇》《民本·贵民篇》《民本·爱民篇》《民本·利民篇》《民本·安民篇》《民本·为民篇》。这套丛书对民本思想的起源、发展、性质、特征、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评价，各卷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从中可以“完整地了解古代先贤在治国理政时贵民、爱民、利民、安民、为民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从一些生动通俗的事例中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59]。

总的来说，民本思想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梳理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或探讨民本思想的性质和特征，或诠释民本思想的内涵和作用，从而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明清民本思想的研究

民本思想有一个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因而许多学者对不同时期民本思想的属性有不同的评价，明清民本思想尤其受到学者们的格外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

一是关于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历史地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清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成熟阶段，有些甚至把它提高到“民主思想”的高度。如萧公权认为，“就大势言，明清两代政治思想之贡献，即在逐渐放弃专制天下之观念，而达到近代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之境地”[60]。朱日耀认为，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本身并不带有民主性质”；而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被“赋予了新涵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反专制思想相互呼应，因而“具有民主因素”[61]。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著名学者将明清时期的思想趋势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吕振羽将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朱舜水、戴震、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政治思想定性为“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62]。侯外庐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形态的演进推动了市民运动和启蒙思潮，这是黄宗羲等人的“近代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基础[63]。这个思路曾经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曹德本把民本思想看作宋元明清政治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进行专门的探讨，将宋元明清一批著名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分别定性为“具有反专制的思想倾向”“反专制思想”“具有民主因素的反专制思想”“已经成为民主思想的先声”[64]。认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作为代表中小地主和下层民众利益要求的思想，是一种进步的思想”[65]。唐凯麟认为，明清之际，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伦理思潮。其中就包括“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的突破性尝试”，具有“萌芽的性质”。[66]

二是关于明清重要代表人物民本思想的研究。明清民本思想的研究，具体到个人而言，集中在黄宗羲的民本思想研究上。因为他能代表明清民本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如谢贵安认为：“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唐甄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的进步思想，属于‘新民本’思想，将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尊君’模式发展为‘重民—限君’的政治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来源于传统，趋向于近代，与西方民主思想同‘科’不同‘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迎进西方民主时，成为天然的嫁接砧木。”[67]沈善洪认为，黄宗羲“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了公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从而把一只脚迈进了近代民主主义的门槛”[68]。秦晖认为，“黄宗羲实际上是以先秦法家专制形成之前的民本思想资源，作了独创性的、几乎可以说是准近代化的发挥”，“成为后世人们融会西儒、从‘民本’到‘民主’的桥梁”[69]。李存山说：“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充其极，而且它越过传统的极限，开始考虑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因此他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70]吴光认为：“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71]赵园探讨了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对于君主、君臣关系的诸种议论。[72]陈清概述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儒发展民本思想的重民观及其进步意义。[73]程志华认为，黄宗羲的政治主张“终结了儒学的民本思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黄宗羲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层次的开发，使其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历史上展示了儒学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民主思想仅一步之遥，再前进一步，它就会突破儒学的樊篱，进入民主思想的堂奥。”[74]

除黄宗羲外，还有一些其他代表人物民本思想的研究，如明、清帝王的民本思想；顾炎武、王夫之、王艮、唐甄等思想家的民本思想；罗汝芳、陈宏谋等地方施政官员的民本思想及民本实践等。

三是关于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研究。明末清初被称为“天崩地裂”的时代，中国历史发生剧烈震荡，时人在反思历史巨变时，也推动了民本思想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发展已完全超越前人，成为“异端”，这一思潮讨论的“时代主题”是“限制君主的权力”[75]。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民本思想的“异端”发展仍渊源于传统民本思想，根源在于它“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只追求君主制下的理想君主原型”。[76]还有一些学者把明清民本思想直接定义为“新民本”思想或“新民本主义”，并指出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谢贵安说：“中国虽有‘原始民主’，但并无民主主义；传统的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的近代民主思想，又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新民本’阶段后，与西方民主意识相互激荡后氤氲而生的结果。明末清初（17世纪前后），传统的民本思想演化更革，走到近代民主的边缘”，从而将其定义为“新民本”思想。[77]吴松等学者提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明清实学中的新民本主义具有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民权思想过渡的性质，它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成为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先导，也成为近代民权运动的理论武器。”[78]

冯天瑜、谢贵安所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是研究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关于“新民本”思想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近世社会的新视角。他们在书中指出，元明清时期，旧民本思想已经走向末路，这一事实，“激发了正义思想家进行改造的志向”，“他们或把民本思想从‘民本—尊君’的体系中剥离出来，全面倒向左翼，强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全面的改造和创新，既肯定君主制度的存在，又反对任何专制君主，如黄宗羲、唐甄等在抨击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中形成的‘新民本’思想”[79]。谢贵安还进一步把明末清初的“新民本”称为“晚明的一束亮光”，他说：“‘新民本’思想具有鲜明的新时代印迹，从而具有某种‘近代性’特征”，产生这一特征的历史背景，就是“世界历史从陆地向海洋、从农业向手工商业的急剧转变”[80]。

总的来看，关于民本思想尤其是明清民本思想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深刻揭示了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变、内涵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些研究为考察明清民本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冯天瑜、谢贵安等人的研究让笔者对“新民本”概念的理解获益匪浅。

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把一些思路和主张归属于某个学派或某个个体，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在总体上对民本思想的历史走向、整体把握有明显的不足。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以往的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内涵、核心内容、影响、意义等各方面具体内容的探讨，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史、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哲学史等方面的著作中有所体现，还缺乏一些对中国民本思想全方位的透视和价值评估，专题性、断代史的民本思想研究也尚不多见。尤其是对民本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如何实现同民主之间的对接等问题关注不够。三是在研究目标上，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借用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为当今现实服务，其实用目的太强，在研究中以议论为主，缺乏一些实例佐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历史评价和逻辑分析，挖掘民本思想背后的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

鉴于此，学界有必要加强民本思想的研究。具体到明清民本思想而言，除冯天瑜、谢贵安的《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之外，并无其他整体性、专题性的明清民本思想著作。其他著作或论文虽有论及，但主要集中在个别人物以及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明清社会整体发展变迁在民本思想领域内的一些突破性发展关注不够。所以，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新的内容、新的目标对明清民本思想的整体发展状况做系统研究，对影响明清民本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理念和核心命题进行深入挖掘，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总结其发展特征，尤其要把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结合起来，将当时的国家制度、治理方略、施政行为、精英思想、民众心态等都纳入研究视野，对“民本思想”中“民”的地位、价值、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对明清民本思想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