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
在讨论展开以前，需作出以下说明。
一 民本思想的界定
何谓“民本”？“以民为本”，到底是以哪些“民”为本？到底是以“民”的什么为本？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无变化？
人们对“民本”这个概念的解释至今尚无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大体而言，所谓民本思想，即认为民众是国家之根本的思想。其内涵相当丰富，主要讨论君主与民众、国家与天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问题，把“国”与“民”统一起来，阐明民众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它通常表述为“民惟邦本”，最早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思想的标志性命题。“在我国古代，君、臣、民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框架，三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涵盖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81]君是发布命令的最高统治者，臣是把君的命令传达于民的居中统治者，民是从事各种具体农工商活动的底层劳动者。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他认为：“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82]三者各尽其责，各守其职，民本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三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
对于君主而言，它是内圣外王的统治之道。国家由君主来统治，“君”临天下，势位独尊，权力独操，是全社会的最高权威和主宰，在理论上君权具有绝对化的属性。君权的扩张和强化，决定了中国古代国家的性质是君主专制之下的官僚等级制。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君权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中国组成等级的各个阶层并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互相制约、互为依赖的，“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83]，君民之间形成独特的既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舟水现象”。因此居最高等级者并不能完全无视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要求统治者从事治国活动时，一定要考虑、尊重民众的意志、诉求，满足、达成民众的愿望、需求，尽可能使二者之间的利益和目标趋向一致。即《尚书》所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主即使拥有绝对权力，也不能太过，“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84]。君权要有所制约，以此达到国家整体的平衡。约束君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即来自民。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君主权力的盛衰存亡，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立国兴邦之根本。没有民的服从，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也就宣告失去。所以，立君为民，不可以无民，也不可以无君，民是重要的，君也是重要的，这是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君主治国应以民为本，代表公众利益，安定天下，养育民众，为大众谋福祉。君能尽其为君之责，能勤民事，则君不忘民，民亦不忘其君，这样君位就可以维持下去。张分田认为，民本思想围绕着“君为民主—民惟邦本”[85]的命题展开，“民本论的最终取向不是通过赋予民众政治权利而否定君权至上，而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实现国泰、君尊、民安”[86]。民本思想讲的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即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关系。以民限定君，以君治理民，通过“得民”以达到“治民”。“君”和“民”构成了传统社会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二者被巧妙地圆融于同一理论体系之中。
剖析民本思想，有必要对民本之“民”的概念进行解释。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从广义上来对“民”进行理解。这时的“民”，又称“庶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一个依照政治地位划分社会等级的概念。它并非独立的个体概念和个体存在，而是社会中居于特定位置的群体。它是相对于君、官等统治者、执政者而言的社会群体概念，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泛指社会阶层中除君主和大臣之外，处于统治视野之下的一切普通民众。它包括那些不当官不在位的各阶层人民，也包括那些不当官的豪强大姓、富商巨贾。他们纵然富甲一方，除非设法获得政治功名，否则也会被列入庶民。在统治阶段的政治体系中，民只是一个无政治地位的“群”和阶层。《管子·小匡》称“士农工商”为“四民”，荀子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87]“工农商贾”为四民，为“众人”，民就是众庶百姓。庶民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动者群体，只能以其劳作奉养君子。
但民的地位又很独特。一方面，他们是上天生就的、自然存在的“生民”，是普通的社会劳动者，是分散的，经常被视为愚昧无知的一群，被称为“小人”“野人”“黔首”“愚氓”“庶人”“草莽之臣”等。另一方面，作为与统治者相对的阶层，他们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绝大多数是劳动者，又是统治者财用的来源，其生产劳动在国家存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的责任；同时，他们还提供约束君王任意行为的强大道义力量，民安才能国安，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民”，“民”的生存状况及“民力”“民意”的正负作用，是政治的成功或失败、统治的巩固或崩溃关键之所在，是人们借鉴历史经验之所在。总而言之，民众又是国家政权之根基。
关于民本思想中的“本”，则有“基础”“根本”“主体”“依靠的对象”等意思，国之有民，犹如树之有根、木之有干，用来强调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
然而，民本思想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君民政治关系论的范围。从“以民的什么为本”这一问题来看，对民本思想的认识，视野应更为宽广一些，对其内涵与外延要有更为全面的审视。基于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笔者的认识、理解，应该把民本看作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概念，民本思想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它既包括“以民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又包括在认识到民心向背重要性的基础上，统治者实行的“政在养民”“先富后教”“施德于民”等一系列治民政策，这是民本思想在治国层面上的具体体现，是统治者施行“仁政”的主要内容。其中重民思想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主流和核心，它强调民众是国家之本，其他层次的意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说明民本的宗旨与内容。具体而言，就是主张在“重民”基础上，由统治者推行以“养民”“富民”“教民”为主要施政内容的“仁政”“德治”，使民有所养且能致富。简括言之，就是孔子所举之三种治术：曰养、曰教、曰治。“养民”“富民”“教民”成为“民本”在治国管理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协调统一，借助“民众”这个媒介，通过统治者的治国理政，落到实处，把所谓的“仁政”“德治”由抽象的理论指导变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收到实效。所以，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既包括政治伦理思想，还包括经济伦理思想，它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政治主张，其中还包含着一种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关怀。它从不同角度来强调民众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而君主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群众、养育庶民、教化百姓，是这个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思路传承下来。这一思想在《周易·系辞传》里有清晰的表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
从具体内容上看，“以民为本”包括一系列的重民、养民、富民、教民思想以及其政治实践行为。
一是重民。这是民本思想的第一层面问题，它强调的就是民众是国家之根本，是政权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众的力量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治兴败，君主要尊重民意，重视人民地位，重视民众对于社稷江山的捍卫作用，妥善处理民众与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它是对民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展中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敬天保民”“民惟邦本”“立君为民”“民贵君轻”等古训就是对民众重视的表现。
二是养民。如何驾驭民心，归根结底在于解决民生最基本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是传统民本的重要特点和内容。民生问题即人民的生计、生活问题，就是要肯定人性中的自然欲望，解决人民食、衣、住、行等生活基本问题，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实现生产者的自给自足。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自社会产生以来，民生就是社会发展矛盾的集中反映，因为人人都必须有食才能生存，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所以安定民生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养育民众是君主的主要职责。养民来源于统治者自身的责任意识，它不是说由政府来养活人民，而是指君主节制个人欲望，尽量减少对生产的干扰和对民众的赋敛，给民众以适宜的生存条件，实行使民众有适当生活手段来养活自己的政策，满足民众起码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是民众得以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维系统治稳定的根本。在养民体系中，尤其要着力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生活问题，如对鳏、寡、老、弱、病、残者，人之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者，国家要实行给予衣粮或收养的政策与制度，使其皆有所养，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灾害经常发生，人们抗灾能力很小，给人民的基本生存带来极大苦难，救民水火，赈灾济贫，也成为养民的一项重要内容。总而言之，本书所涉及的养民内容，主要是针对困而无靠、困而无助的人进行社会救助，实现人人有以为生、家家有以为养的太平景象。古人早在《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总结出的“保息六政”（“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88]，基本包括养民体系中关于社会救助层次的主要内容。
三是富民。养民是经济活动的最初目标，紧接着是“富民”，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即要使人民富裕起来，生活资料充足，生活质量优越。在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前提下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向，对富裕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是人生的基本目标，更是人民生存、发展的自然权利。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的生活第一需要，是一个时时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固与否。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频繁更迭的暴力政权革命，无一不是希望解决民众的生活与幸福问题。而且，民众的富足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保障，也是实施教化的基础。所以，统治者要维护统治，必须在“养民”的基础上实现“富民”，实现所谓的“家给人足”，使人民享有幸福生活，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四是教民。养民、富民是统治者施政的必要举措，教化则是统治者施政的最高举措。《小雅·緜蛮》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教之，即美教化，移风俗，为统治者创造良好的思想意识环境。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教化的国家，传统民本思想很重视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提出对民众进行教化、增进德性，通过教育使其明是非善恶，知人伦道德，有完美的道德品质、行为和精神寄托。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民进行文化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以使天下归顺，使民众认同并自觉服从统治者的统治，既得民心，又树立君主权威；既协调人际关系，又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淮南子·泰族训》所言：“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
本书所界定的“民本思想”，包括的就是一系列“重民”“养民”“富民”“教民”思想以及其政治实践行为。要使民有所养、有所教，得民心、致民富，以求得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这四个环节是统治者实践仁政的最高境界，它们在“治国”和“治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是统治者达到仁政最高境界的必需通道。所以，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基础是“重民”，“养民”“富民”“教民”则是其在治国管理层面的具体体现和特点。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关联，结为一个整体，构成“民本思想”的基本内质和基本内容，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和优良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为中国古代大多数人所倡导和认同，推动和影响中国古代许多政策的产生与实施，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 研究的角度
正如商周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孕育了最初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明清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则孕育出了“新民本”思想。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在社会中植有深根，其产生与传播，都必须借助某一社会群体的普遍意识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意识。本书认为，明清民本思想的发展、嬗变借助的社会群体就是地方基层社会中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
前面已经提到过，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以变革为基本取向。明清社会一系列发展变化背后的最大动力来自当时蓬勃发展的富民阶层。这就是林文勋教授所指出的：明清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富民阶层的成长以更加强劲的势头相互促进。他论述说：“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保持强劲的势头，其经济发展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我们不得不对过去的诸多认识进行反思”，而“富民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动力。正因有这样一股发展动力的存在，唐宋直至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和繁荣，从而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通观中国历史，从汉唐间的‘豪民’到唐宋以来的‘富民’再到近代以来的‘市民’，构成了一条‘编户齐民’演变的清晰历史线索。‘富民’上承‘豪民’，下启‘市民’。就如不研究汉唐间的豪民就不能准确把握汉唐历史发展的演变，不研究市民就不能理解近代社会的发生发展一样，不研究富民，就不可能把握中唐以来，历宋、元、明、清几朝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富民是解开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一把钥匙”。[89]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历史独特性的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一些传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循着这一思路，本书把富民作为解开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在“富民社会”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下对明清民本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明清时期，富民阶层不仅“继续以财富和文化教育雄居于社会”，在推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富民阶层也产生了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尤其是地方基层社会，富民已成为国家重要的依靠对象，“随着富民阶层参与到乡村控制之中，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已由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90]，“以良民治良民”便是其最显著的标志。这是自富民阶层崛起以来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嬗变的过程中渗透了各种复杂而具体的因素，要全面了解这个问题，除了从政治、经济、文化、世界背景角度探讨其成因外[91]，也要从明清时期最能促进这一变化的富民阶层去分析。因为在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嬗变的过程中，富民阶层发挥了“动力层”[92]的作用。如对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沟口雄三就评论说，所谓自私自利的民，当然是以这些主张私的权益的广泛舆论为背景而居于其前列的民，再准确一点说，这个民不是所谓的一般民，而是被当时视为有力量的、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地主阶层与它的伙伴都市工商业者，亦即富民阶层。明清新民本思想中，有很多类似议论，它们所强调的“民”，都是明清时期的富民阶层。
本书的研究内容，除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论及以“重民”“养民”“富民”“教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描述它们的表现形态，探寻其中出现的新因素外，又特别就富民及士绅化的富民阶层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观察，以推断明清民本思想新基调与富民阶层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说明明清民本思想在近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什么样的效用。这些内容互相关联，共同透露出明清时期民本观念的转变及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关于明清民本思想基调的转变这一部分构成了本书的切入点，明清“新民本”思想的表现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而与明清民本思想发展、嬗变密切相关的富民阶层就构成了本书的骨架。本书研究的思路就是将明清民本思想的发展、嬗变与富民阶层的作用结合起来，进行互动考察，力求对明清以重民、养民、富民、教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做较为完整的研究，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发展变化。
三 本书的框架及基本观点
针对所要探讨的问题，结合民本思想自身的特点和研究现状，本书形成了如下的写作框架。
第一章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核心内容、本质特征的总体考察。民本思想的形成源远流长，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在“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形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贫难治、民富易治”“富而后教、为政以德”等核心理念，成为后世民本论的普遍思路。在这些理念的背后，“君”“民”关系是一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重要范畴，所有民本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这一范畴展开，使得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君民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及“君权至上的绝对维护”，“君权至上”的本质占主导地位，影响着传统社会政治的发展走势。
第二章是关于明清重民思想的考察。“重民”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明清政治家、思想家们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一系列观点和命题。但是，随着君主专制走向极端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思想界的精英对历史和现实展开了激烈、深刻、无情的反思和批判，形成一股影响深远的批判思潮，他们的批判作为与重民思想嬗变相辅相成的一个环节而出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明清重民思想发生了嬗变，主要表现为“公天下论”“平等论”“限君论”“‘以民治民’论”几方面。
第三章是关于明清养民思想的考察。民所最急者，就是先要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问题，人的生存权很重要。因为“养民”是统治者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是安定社会的有效方法，所以，它得到统治者和思想家的认同和重视。同时，明清时期，经济日趋繁荣，农业、手工业高度发达，生产水平较之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扩大，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带来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专门探讨一个个具体家庭的养家问题、经营家业问题的所谓“治生之学”被提上了日程；社会上士、农、工、商井然有序的社会分工和行业情趣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另外，为解决社会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现实问题、缓解社会矛盾、解决民众生计，当时社会极力主张“以民养民”。
第四章是关于明清富民思想的考察。追求富贵，乃人之本性。人要生存，图谋自身的发展，要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都离不开财富，所以对财富的追求是民众所具有的自然经济权利。要重视和满足民众追求富贵的欲望，关键就在于富民。明清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开拓了时人的视野，引发了观念的更新，传统的富民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时所提倡的富民，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位，放任私欲的无限膨胀，放任对物质利益的热烈追逐；所重视的富，已经是那些从事手工业或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末富”；所同情、关心的民，已不只是从事农业耕作的普通民众，还包括“富民”。总之，“崇私论”“义利并重论”“工商皆本论”“保富论”，构成了明清富民思想嬗变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章是关于明清教民思想的考察。政以治民，礼以教民，是中国专制统治的特点之一，先富而后教的教民思想，是传统社会维护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有力保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是明清传统教民思想的经典表达。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样，它也渗透到社会教化体系之中并对之产生影响，随着新的教化内容的渗透和社会经济生活新需求的出现，社会教化在形式、内容、方法上开始夹杂一些新的内容，传统的教民思想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二：一是“以民教民”成为主要的教化趋势；二是不再单纯地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为教育的重心，开始出现对知识的重视和教育的普及。
第六章是对明清民本思想作一个总体的分析和评价。首先是对明清民本思想作一个历史定位，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又伴随着明清社会的变化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其次是对明清“新民本”思想中“民”的内涵进行分析，进而阐述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与新民本思想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凸显富民阶层在明清社会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最后讨论新民本思想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成为连接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桥梁”；同时也指出，明清新民本思想的思维逻辑并没有超出民本论固有的框架，所以，它既不是“启蒙思想”，更没有直接导向西方民主思想。
上述六个章节具体的研究目的都在说明一个观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仍然存在，但它们很多时候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实际；相反，它发生嬗变的部分——“新民本”思想更能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并且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所带来的“清新”之风为近代西方民主观念的传入并为世人所接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脉络。而在其中，处于急剧变化中的富民阶层功不可没，他们的主体性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日益觉醒，他们充满实践精神，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独立寻求新思想、新认识的真切表达，使传统纯理论意义上的民本观念受到冲击，引发民本思想的嬗变，他们确实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内在“动力层”。
[1] 《三国志》卷61《潘浚陆凯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6页。
[2]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21《礼运第九》，沈啸寰等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2页。
[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4]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5]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8—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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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明：《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9] 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10]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万明：《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12] [美]孔复礼：《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它的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3] [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4] [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69页。
[15] 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16] 胡成：《“资本主义萌芽”与本土化研究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18] 傅衣凌：《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0] 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1] 吴承明：《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2] 万明：《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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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页。
[26]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83页。
[27]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第45页。
[28]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9] 陈宝良：《新名词与新生活——晚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30]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27页。
[31]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
[32] 马敏：《研究述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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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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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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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13页。
[43] 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正书局1954年版；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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