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1989年1月7日即位，2019年4月30日退位，年号为“平成”。“平成”典出两部典籍——《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其寓意为“内外、天地能够和平”。事实上，平成年代并没有像其寓意所言，“困境”“探索”始终是其主旋律，是昭和年代“毁灭”“再生”后的“破型”与“构型”。昭和后期，在诸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1]，这个“型”的内核就是曾经让日本成功完成经济起飞的“1955年体制”，这一体制不仅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复苏，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同时也形塑了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样态。1989年开始的平成年代与世界格局的大转折相契合，冷战结束，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除了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对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影响，东亚格局和日本自身的剧烈变化也对完全适应“型”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的冲击，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泡沫的崩溃，诸多日本神话的破灭，使还没有来得及“转型”“定型”的平成日本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压力，与现实不适应、冲突的“型”开始裂变，日本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危机。一方面，出现了人口增长停滞化、高龄化，劳动时间缩短，业余时间增多，消费个性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追求个性自由等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诸如劳动欲望减退、少子化老龄化、技术革新缓慢、投资欲望减退、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像慢性病一样在社会各阶层中蔓延，表现出人性空洞、自我迷失、价值迷茫、规范衰退等症状，“意味着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基础的道德观念的衰退”[2]。平成年代是这些病症的发作期，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深受影响，日本社会面临着诸如传统价值观弱化、多元价值观冲击、共同体归属迷茫等问题，维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关系均发生了裂变和转型，日本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处在解构与建构的拐点，人们从不同层面探索着“重构”的路径。这种“破型”与“构型”为女性文学的创作和繁荣提供了别样丰富的土壤和腐殖质。

大江健三郎认为1987年是当代日本文学“转向”的一年[3]，柄谷行人也认为平成时期日本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4]而菅野昭正、川本三郎等则认为，1989年开始的平成年使日本文学进入了“平成文学”时代。[5]平成文学具有某些新的特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女作家群体及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闪亮登场的女作家们从近代日本的昭和意识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在平成时期大为活跃，集中、频频摘得包括芥川奖在内的各种文学奖项，成为当代日本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江健三郎在2001年就满怀期待地讲过这样的话：“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新小说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6]女作家纷纷获奖，不仅带来了文学的新气象，而且使一度处于低潮的芥川奖评奖活动重获生机。女作家创作个性鲜明，与男作家一道在世界和本土间、传统与当代间、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间、传统纸制传媒与网络传媒间共同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寻求，确保了当代文学的文学史书写与建构既没有同传统断裂，也没有与世隔绝。女作家群体的共同言说、价值取向的引领对转型期日本社会的有序改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女性、女性文学在日本社会变革期的引领与预测未来的独特价值。在社会转型的模糊期，女作家们紧紧抓住时代脉搏，通过娓娓道来的言说告诉人们：我们是谁，我们应当走向何方，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方式走出迷茫、走出困境。

一 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的异军突起

芥川奖是为纪念日本大正时代文豪芥川龙之介（1892—1927）而设立的，该奖的评选由文艺春秋（现为日本文学振兴会）主办，每年举行两次，分上半年度和下半年度，其目的是选拔与培育纯文学新人作家，已成为日本现当代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

1935—2021年，芥川奖评选活动共举办了165届，有176位作家获奖，其中女作家53人，所占比重为30.1%。平成年代共有71位作家获奖，其中女作家30人，所占比重为42.3%，获奖人数创芥川奖评选活动的历史新高，占芥川奖历届获奖女作家总数的56.6%。平成年代女作家集中获奖，刷新了芥川奖的多项纪录，成为当今日本文坛耀眼的群星。平成年代30位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基本信息如0-1所示。

获奖女作家的所学专业五花八门，中文、德语、歌舞伎、国文科、美学、艺术学、比较文学与日本文学、生物学、图书馆信息学、哲学、人文地理学、艺术文化、印度哲学与中国佛教学、教育学等，还有一些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她们多为主妇出身，接地气，作品容易融入并内化于主妇的生活。她们在自身的专业经历、职业经历、生活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受到社会不同阶层的喜爱，与阅读者达成共识。基于丰富经验的言说构成了女作家群体的言语行为，形成言内、言外、言后行为场域，一旦她们集体发声，自然会形成社会舆情的云团，成为一种强劲的隐性的社会力量，成为引导人们价值取向的风向标与导航图。

30位获奖女作家，虽然创作主体不同、创作手法多样、风格各异，创作活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但她们的作品“具备独特而深刻的文学性”[7]，在极具女性色彩的本真书写中杂糅着传统日本文学的内敛与细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她们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反抗性”“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对差异的尊重；同时，又与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潮流与常态格格不入。语言风格上，既有“外来语泛滥”的带有时代标记的口语化特征，也有基于后现代美学视域下的“混搭”。这种“混搭”既有与古日本语的混搭，也有标准语与诸多方言的混搭，形成了多种旋律的音响形式。词语的混搭为读者建构了碎片化、陌生化的言语行为空间，看似“去中心”，但如果将其进行粘贴，就形成了一幅幅粘贴画。叙事风格上，一方面立足于日本文学的传统写作模式，继承了私小说的写作技巧，“正统”的写作模式，“物哀”的感觉书写，字斟句酌的修辞细节描写，通感式“日常”叙事；另一方面，女作家还积极进行文学样式的革新，尝试运用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叙事，并有意识在人称视点转移层面实现语义场的扩大、意义的增殖。动漫叙事、寓言式写作、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的运用，非现实主义的漫画或动画片叙事格调，都体现了女作家写作风格的独特性、日本性与世界性。她们用后现代性的话语策略使日本文学拥有了世界性，拥有了价值取向引领的权威性与超然性。

获奖女作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创作主体、内容的国际化为小说被世界阅读、理解提供了可能，推进了日本文学的日本性与世界性的融合。混血儿荻野安娜在写作中植入日本传统文化落语、法国文化、美国文化，自然带入跨文化思维意识；同为“异邦人”的李良枝、柳美里在韩国语与日本语的选择、杂糅中，思考“走出去” “引进来”的问题。李良枝的作品其实就是她本人现实生活的文学再现；柳美里在两国文化夹缝中创作的文学跨文化的味道浓烈；龙泽美惠子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为其创作提供了国际化的生活素材与经验；多和田叶子的专业经历、多年德国居住及学习的经历为其进行双语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金原瞳因曾随其父在美国旧金山生活一年，小说中美国元素进入得极为自然；石井游佳因居住、工作在印度，其作品里日本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相遇、对话就是作者亲身经历与所思所想的产物。没有国外经历或联系的女作家也在作品中融入了他国文化元素。如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里的知寿母亲的中国婚姻，津村记久子《绿萝之舟》中长濑的海外旅行之梦，赤染晶子《少女的告密》里战后日本的世界记号“我”与安妮，藤野千夜《夏天的约会》里的绍兴酒，川上弘美《踩蛇》里的美国牛仔裤，村田沙耶香《春之庭院》里以干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的房间号码，小川洋子《妊娠日历》里的中华料理、美国的葡萄柚子，鹿岛田真希《冥土巡游》里的法国料理、法国民歌、意大利餐馆、绍兴酒、美国高级珠宝，等等。这些获奖小说里极为自然地将世界文化元素嵌入文本，关注离散群体的价值取向、身份伦理等问题，较好地实现了日本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接，推进了日本文学的世界化进程。

在芥川奖近90年的发展历程中，女作家经历了由芥川奖设立之初的“女流作家”到平成年代的“作家”的成熟过程，女作家“不再是带有引号的女性作家，而是纯粹的作家”[8]。她们不断地为日本文坛增添新鲜血液，影响着日本文学的潮流与态势。同时，女作家的密集获奖也体现了芥川奖对作品的新鲜度与正能量的肯定，是对作家所捕捉到的当下社会的某种需求的回应与认同。她们迎合社会变化，迎合迷向的阅读者心理慰藉的需求，与男作家一道为拯救日本纯文学的颓废而创作，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活跃于文坛，进行着文学的“静静的革命”。

二 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生存与繁荣的土壤

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的异军突起，是日本文学的女性话语趋向在历史机遇中的一次成熟与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与文学现象，是多重因素作用的合力。其中，社会思想的流变，社会结构的转型，女性地位的改变，芥川奖评选的现实性是促成女性文学繁荣的时代土壤。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废墟中的崛起和经济的高速发展验证了总体上性格内向、血液里却有积极因子的日本人的强大隐忍力、爆发力，体现了日本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万众一心的奋斗精神。然而，美欧的自由民主并未内化为日本人的信仰道德。“日本传统的将政治乃至宗教等生活化和世俗化，将历史特别是战争等故事化、文学化、动漫化的习惯势力及意识十分强大，轻道义、重实利、远离政治、注重经济及个人生活的现代日本民族性格左右了社会思想的潮变。”[9]平成年代的三十年是日本自我寻找、自我定位、自我确立的三十年，社会思想的流变十年为一个周期，在人们还没有看清楚时社会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女性天生的凭感觉和知觉判断模糊不清事物的能力为女作家辨识思想、捕捉现实提供了条件，女作家凭直觉将观察到的日本社会通过作品予以表达、言说，建构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话语体系。

第一个十年是20世纪90年代，带有后现代社会初期诸多不确定性特征的“丧失”的十年，大到社会发展前景，小到人生目标，社会思想处于杂乱无序和价值取向的浑浊之中。[10]这一时期共有十位女作家获奖，获奖小说互不相关，自成体系。女作家们不自觉地凭借小说来思考普通人的生活，通过文学的认知、审美，参与该时期日本文化的建构，引领价值取向。这些获奖小说告诉读者：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因技术与理性绑架带来的“成熟社会病”会很痛苦，它会像妊娠一样，令人惊喜、满足、自我陶醉，却又伴有因“双身”带来的诸多反应而难受，这个过程是孕育新生命的过程，需要打破原有的秩序、观念与结构；这种渐进式的痛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新生命的源泉，要像背水一样，通过“至高圣所”的感性和生活体验识别出后现代社会日本人的“异化”，疗愈现代性“殖民地”在技术与理性等方面的“侵略”。

第二个十年是21世纪初至2010年前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迷失的一代经历着心理上的盲、理智上的盲，变成了看得见的盲人。获奖女作家面对日本社会的迷失，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选择以文字为剑，划破这道黑暗。从日常生活切入，通过细节描写去看、去观察，发挥女性的审美创造力，用作品的价值取向引领时代。告诉读者“不要因眼见心盲而迷失方向，让爱、怜悯、尊重……那些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变成我们的拐杖，指引我们前行”[11]。这一时期也有十位女作家获奖，获奖小说从各自构建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入手，在不同性别人际关系的解构与建构中，考量迷失的表现及其根源，引导阅读者在迷失中辨别前行的方向。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后现代社会的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精神来引领社会走出困境，需要在打破旧秩序的同时建构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

第三个十年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风险社会”的危机意识较为强烈。面对诸多国内外风险，日本民众摆脱恐惧、不安的心理共鸣促成了思维转变，在他者中确立自我的双重自我观念一度盛行。这一时期的十位获奖女作家意识到身处时代的不确定性，在全面分析社会各种风险的基础上，抓住了关乎日本民族与国家未来的价值迷茫问题，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中，思考自我调适与他者认同等问题，通过文本创作见证了当代日本人自我调适、力图摆脱迷茫的奋斗历程。女作家们针对“社会契约”的破裂使许多人陷入了迷茫、不安与迷向，通过自我找寻，在重新树立人生目标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从依恋群体到打造个体的痛苦的价值观的变迁中进行努力，将一个时代作为“人”的渴望放在优先位置，在家庭、社会、世界的互动中进行着自我探寻，并获得他者的认同。

看似纯文学的芥川奖，获奖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却表达出了当代女性在平成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逐渐苏醒的独立意识与诉求，诉求的内核不仅仅与女性自身利益有关，还涵盖了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从文化结构更深层面探讨让人活得有尊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问题。而她们的诉求与愿望恰好与平成年代的社会思想的潮变“不谋而合”，看似无关紧要的“女性问题”却缘于社会的大问题。女作家从文本的“小物语”世界辨认出日本社会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在文本世界“表层结构”的字面意义到“深层结构”的功能意义转换中实现了意义的增殖，在社会“变”与“不变”中，起到了“抚慰”与“疗愈”的作用，稳定了人心、调节了情绪，悄悄地对阅读者进行价值引领。

（二）

日本文坛包括芥川奖、直木奖在内的各类文学奖项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获奖女作家将自己的文学表达嵌入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图谱，内在地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星空”。

政治结构的转型为日本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自由、宽泛的书写空间与主题表达。任何国家、任何形态的文学都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日本文学史中的“政治性”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小说，几近是政治的传声筒，之后的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这些文坛巨子，他们的成就恰恰在于他们的创作与时代气息相通。女性文学的源头《源氏物语》通过“男女间的爱情生活反映社会的变化”[12]，反映时代与历史潮流。如果说紫式部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话，那么当时社会贵族阶级、社会内部之间的政治矛盾为紫式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土壤。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侵华文学”“满洲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体现了女作家较强的文学政治性。1988年的“利库路特事件”[13]拉开了“1955年体制”终结的序幕，随着“1955年体制”与“昭和精神”的终焉，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日本女作家快速摸到时代的脉搏，通过文学作品来书写现实，反映时代，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呈现出了女性文学的文化政治趋势。

这一时期获奖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反映城市化后都市不同年龄段单身女性，如何面对社会转型给女性群体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泷泽美惠子的《猫婆婆所在的小镇》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城镇化后不同年龄段女性对社会变迁的反映与调适。作者试图通过“外婆”与“小姨”的“死”，母亲放弃“日本”赴美远嫁的“消失”,“美惠子”由赴美寻母的“失语” “水土不服”到猫婆婆的“疗愈”、适应，并扎根日本，言说转型的日本需要“日本性”“本土性”来完成历史的涅槃重生。李良枝的《由熙》描写了在日韩国人由熙怀着极大热情回到自己的祖国，在首尔大学留学，因语言的不适应而中途退学返回日本的故事。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思考，其实也影射了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同，“语言”的不同，进城工作的“农民”找不到归属感的困惑与苦恼，反映了日本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冲突，凸显出新的身份认同、伦理认同的焦虑、错序与彷徨。村田喜代子的《锅中》则描写了城市化进程中，进城青年人的子女暑假回到乡下，通过守在乡下老家务农的奶奶“咕嘟咕嘟”的锅中烹煮的原生态的美味料理，以及山峦、蔬菜等对孩子们的吸引，呈现了四个孩子与奶奶共同编织的美丽人生与美好回忆。小说着眼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流露出压抑的、眷恋的情愫，即便奶奶的二弟的儿子从美国寄信，邀请奶奶去夏威夷与他父亲见最后一面，也没有改变乡下奶奶与孩子们的兴致，体现了隔代进城人对曾经生活的向往与眷恋。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上门》中的美津子卖掉了部分土地，在火车站附近建了一栋高级公寓。“他们脱离了住宅新村、旧市镇居民的日常轨道，在故事的世界里，异质的存在让纳入地方共同体的、无意识‘制度’浮现出来，并且要破坏他们。”[14]多和田叶子通过作品揭示了进城后的“新城市人”虽然被限制在各种空间里，但人类的动物性仍然在那里，穿上衣服也不代表就真的渴望文明，需要大自然的广阔才能治愈的真理，发出了城市化进程是否真的提高了人类文明的叩问。

（三）

近代日本女性参与国家事务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克阿瑟对日实施的系列政治改革改变了日本社会秩序，硬性、巧妙地“人神互换”[15]后，原有的精神支柱被摧毁，效忠天皇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被击碎，日本人的精神获得了解放与觉醒。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成为新的奋斗动力，恰是这种自己努力、奋斗的追求精神，使战后日本没有一蹶不振，反而以欧美为方向奋进。[16]这为平成年代日本新价值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预设与前提，也推动了战后日本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与确立，奠定了平成年代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

1946年4月10日，日本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日本女性第一次获得了参政权，有投票资格的妇女67%参与了投票，“不但女性有了投票权，而且还有39名女性当选议员”[17]。日本女性“劣于男性”，女儿是“姓氏的污点，父母的耻辱”[18]的性别歧视观的历史性改变，表明日本女性开始具备了较强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她们开始关注国家建设的大问题。“女性不喜欢战争，日本之所以会走上军国主义，跟生养这些男人的妇女集体失语有很大关联。她们长期没有发言权，只有听命权，所以政府要给她们参与改造社会的权利。”[19]1947年，日本国会两院通过了《参议院议员选举法》，赋予了女性相应的选举权利，在这届选举中全国区选举女性的投票率为54%，有10位女性当选参议院议员。随着日本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日本女性获得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初步培养起了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意识，日本女性开始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平成年代日本女性参与国家高层政治事务与国家核心决策的机会大幅增加，女性的决策能力与领导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截至2013年5月，先后有28位女性当选为地方市长或区长。日本社会对女性领导能力的认同，日本女性政治上愈加成熟，也表明社会转型期日本女性智慧的意义与价值。[20]

政治地位的本质提升使女性在国家与公共事务等方面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加透彻、深入地了解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诱发了女性思考社会发展的问题，这无疑为日本女性用文学书写社会转型问题找到了极好的理据。提升日本女性政治经济地位，是日本社会全体女性追求、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获奖女作家文学的政治表达，是对女性政治地位获得的一种保卫战，是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里应外合，对话、呼应，是一种正当防卫，也是女作家的责任和追求。

（四）

1935年的《文艺春秋》新年号上首次公布了芥川奖的“新人、新作品、新文学”的评选原则。“审查的绝对公平”、新人新作的推出、文学发展方向的引领使芥川奖深受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每年两次的芥川奖评选结果的公布已成为日本文坛的盛世。

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在《近代文学和文学者》一书中指出：“所谓的文学，就是通过一部一部小说迈出的未知的一步所进行的新的冒险。”[21]这也是芥川奖评选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即“作品是否为新文学”。安部公房、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开高健、远藤周作、河野多惠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不拘泥于传统，以作品为本位追求文学的新鲜感，不断催生新的文学样态。菊池宽主张“生活第一，艺术第二”[22]，强调了获奖小说的纯文学不能太偏离通俗小说，纯文学的主流离不开那个时代最好、最生动的文学。“平成时代是日本女性主义兴盛的时代，女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将近代全部相对化的纯文学、娱乐作品、随笔等所有体裁予以展现，而且在融合各种题材上大显身手。”[23]芥川奖作为当代纯文学的风向标，率先聚焦社会转型期的精神世界，描绘出了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

近90年的芥川奖评选中还有一个从未改变的重要评选标准，即作品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每一部获奖小说都是时代与现实的缩影，都是反映社会、引领价值、传承文化的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体现。纵观平成年代获奖的30位女作家及其作品，所塑造的形象“都是那个时代赋予女性的符号与代码，都鲜明地呈现出时代的烙印和痕迹”[24]。她们用日本女性特有的柔性与韧性，根据变化了的时代需求来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平成年代日本社会经历了“困境”与“探索”，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变给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心灵创伤，社会与文化的撕裂之痛直接转嫁到每一个成员身上，让人们不知所措，麻木迷向。获奖女作家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最大的社会现实，利用“母性”特有的敏感与果断，笔触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日本女性群体的精神世界，运用作品解读人的“失语”“颓废”“惊慌”与“不知所措”，探索痛了之后的身份问题，回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社会诉求。她们用小说回应了时代需求，用小故事大物语的散点透视法、远近法的文学策略变现出了女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书写，践行着文学审美要为社会服务，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的芥川奖评选初衷。

三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呈现的价值取向问题

平成年代是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传统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审美价值、生活方式处于解构与建构中，这为女作家观察社会、书写人生提供了机遇。

（一）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于西方的一场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是在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时体现出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波及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反抗性，“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25]，是“反形式的、无约束的或反创造的”[26]，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规范内容。后现代主义极力赞同功能主义语言学视域下的言语行为理论，用语言表达的不确定性、语境性来推论真理的相对性；去中心化，反对“宏大叙事”，提倡语言表达的碎片化、多元化的多棱效应；语言的游戏性，由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否定性取代了思想的同一性；知识图像化，“信息的传送与储存不再依赖于个体，而是电脑”[27]，信息将被生产与销售，知识不是由心灵的训练获得，而是通过复制来完成。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学技术引发了人们思想的改变，反过来新思潮又会影响社会的变化以及人的价值观，传统的权威中心开始腐烂，传统的风俗礼仪被忽视和堕落，消极厌世的情绪到处可见，而牢固的“事业心”却荡然无存。[28]后现代的城市居民是被疏离的，他们在幻觉之中生活，在令人激动的混沌之中生活，其生活现实逐渐消失于单纯的图像、奇异的景象和奇形怪状的时空扭曲。他们陷于商品、物质产品或图像中，陷于从消费文化所借来的，并用工业技术复制出来的图像的泛滥中。社会上也没有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区分，肤浅、无深度，抹杀了人的审美，碎片化的“读者文摘文化”导致文化的连续性、传统性中断。面对浩瀚的网络无中心的世界，后现代人往往因缺乏社会目标而变得空虚，缺乏找到与之建立联系的能力，在世界上随波逐流，迷失了前行的方向，由传统和权威确立的社会关系也悄然不见了，他们正经历着发达国家病所带来的病痛的折磨与痛苦。[29]

20世纪80年代正在成长中的日本已进入后现代社会，面临集团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发达国家病症发作、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侵袭，一系列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平成年代初期，随着“御宅族”群体范围的扩大，衍生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后现代问题，社会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性。休闲、娱乐和游戏日常化，沉迷二次元动漫和游戏，从追求快乐到追求高兴，从更美生活到个人最美生活，“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越简单越好，小确幸的幸福感与断舍离的追求等极简主义成为时尚，日本意识、地方意识等回归意识愈发强烈，共享理念逐步形成，剩男剩女逐渐成为都市主流，低欲望社会来临，日剧、动漫、游戏、小说等文化输出，一夫一妻的基本家庭结构朝着以个人为单位的方向发展。传统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战后美国式自由民主的思想解放与制度改革后更加放大，自身生活利益和感情好恶高于社会公正和理性判断成为常态[30],“自我”意识及“个人生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强烈，社会进入了“破型”与“构型”的自我解构、自我修复的后现代主义激变期。

平成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思想倾向。一是去合理主义，即人们对近代社会特征的合理主义价值观表示反感，并试图在非效率、非合理的行为中找出意义；二是去结构化，即近现代的文化整合迟缓，在约束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规范不断变动的同时，与人差别的界限变得模糊；三是类像的优越化，即相对于重视创造性、原创的近现代价值观，大量的模仿与复制化盛行，其文化意义也逐渐变得深刻[31]；四是反抗性，轻道义、重实利、远离政治、注重经济及个人生活的日本民族性格左右了社会思想的流变，民众多考虑自身的生命与价值；五是“传统”的塑造性，所谓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与“现代”的自反性关系中塑造与被塑造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可能性。在这样的“后现代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家庭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以往的制约与牵制变得松散而失去了平衡与稳定，整个社会结构在“去中心”化的蔓延中变得松散，碎片化、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加剧了社会的各种风险，使人处于一种不安的生活状态中，焦虑、迷茫等发达国家病的蔓延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影响着转型期日本人的价值取向。

平成年代日本社会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集体主义渐趋衰落，个人化倾向日益明显。不成熟的个人主义脱胎于昭和时期的年功序列制度下的集体主义，逐渐超越了集体和家庭的整体发展，重视个人的价值实现，使“早就存在的变迁朝着个人化的方向前进，且以一种更强有力的方式出现，认为个人权利高于任何其他义务”[32]。

第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社会转型期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促成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既有群体主义价值思想，也有个人主义价值思想，功利、实用、平等、道德、存在等诸多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衍生出新的价值观。

第三，对传统的超越与继承。日本社会的后现代性“既肯定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叛，但又不赞成其颠覆一切，消解中心的策略”[33]，现代生活中不断注入传统文化元素，向传统致敬，向传统探寻解决现代问题的关键与钥匙，“发现美丽的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也被赋予了许多全新的内涵。

第四，“宅文化”正悄然成为一种时尚。“御宅族”是后现代社会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疏于人际交往，热衷于自我的小世界，滋生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宅文化已经逐渐脱离传统的“御宅族”及与之相关的低幼化特征，在内容和形式上走向广义化和多元化，成为平成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御宅族”（Otaku）一词早已作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词汇，被收录入各大英语词典。

第五，中产阶级空心化。“中产阶级空心化”是指中产阶级本身人数在减少，被稀释及缺席，这种情况似乎是整个平成时代的特征。平成时期反复强调1亿中流的瓦解，反复谈到“格差社会”，用以描述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格差社会”述说着“1亿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的登场，人们意识到并排的平等性正在逐渐消失，尽管许多人仍保持着中产阶级意识，在生活上能够保持某种满足，但对自己生活前景的担心更为强烈。[34]

第六，人们的生活归属从国家转变为“我家”。平成年代约定俗成的人生轨迹模式随着社会转型而消失，“中产阶级的梦想”也破灭了，中产阶级怀揣着解体的恐惧，表达着贫富的差距，人们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烦恼，关注点转向拥有自住房，生活归属从国家转变为我家，民族主义反而屡遭批判。

第七，生活标准化。基于技术的规模化的生产与分配，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复制品的社会中，生活本身被标准化了，意味着许多人在相似的模式中过日子，以低于最低标准的水平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第八，极端个人主义与道德缺失日渐严重。极端个人主义往往导致人们处于迷惘状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随波逐流，有的甚至有悖道德规范，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家庭不再是主要的依赖对象，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衡量，而以自身的好恶，以及利益的切身与否加以判断；主体趋向于参与社会，以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与社会资本为目标；对社会义务、家庭责任的观念日趋淡漠，个人自由和生活的享乐更显得重要。[35]传统的集体主义所养成的工作价值和劳动伦理衰退，工作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企业和国家。

第九，信息技术介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想、行为，将复制来的文本作为“思想”，无限复制的话语行为控制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

第十，共享理念悄然出现。东日本大地震后，看着被洪水、海浪卷走的房屋和汽车，许多国民都感受到这些私家车和私家房所代表的“断舍离”的风潮，震后脱离私有的意识进一步加快了，价值取向表现出共享倾向。共享价值观并不要求自己异于他人，反而更多地追求和他人之间的联系，这样的价值观开始逐渐兴起，被更多的年轻人认可。

（二）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36]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它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追求人格平等。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体裁、文本结构、语言风格、现实书写等充满了反抗性、不确定性与多元化趋势，以兼容并包的姿态追求差异性。“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全然摒弃了英雄和英雄人物的冲突，倾向于通俗艺术，填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破坏的’文学，一种致力于以其自身两难来揭示不可表现之物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表演性的和‘活动经历’的文学。”[37]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彻底的反传统。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反“旧的”传统，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建立的“新的”传统也彻底否定，是一种“破坏性”的文学，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第二，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和人自身都被异化了，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社会体系不可改变。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甚至无视这些问题本身，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第三，崇尚所谓“零度写作”。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平面化。在后现代文学中，写作消失了内容，而转向“写作”自身。作家仅仅把话语、语言结构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第四，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些作品干脆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文体上，惯用矛盾、交替、非连贯性和任意性、极度、短路、反体裁、话语膨胀等手段，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困难重重。[38]

“自昭和末期流入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是思想文化领域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批判性和反思性，主张消解主体、去中心化，崇尚多元和谐，这深深影响了日本平成时代文学图景的构成。”[39]芥川奖评奖定位的“细腻、纤细、美丽、感性”的标准与后现代主义理念、后现代文学的创作观不谋而合，这种合力促成了日本女作家的闪亮登场。截至2021年7月，令和时期的芥川奖共有7位作家获奖，其中女作家就有5位，占比71.4%，女作家继续大放光彩，大有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完结，女性作家获奖不止的势头。从1989年平成元年获奖的李良枝开始，获奖女作家立足于后现代日本社会的变革和消费观所引起的价值观改变的现状，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态度来描写后现代社会的日本。“比起男性作家，日本女性作家群体对于‘神’‘国家’‘家族制’‘父权制’等元素叙述的社会语境的反抗和批判更为自觉和彻底，对于‘小型叙事’的运用也更加娴熟自如。”[40]她们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理念与审美意识，“尝试着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的文学理念述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故事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言说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重墨彩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或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41]。她们以创作主体的消解、文本语义的碎裂、审美规则的颠覆、创作风格的反叛等创作观反映社会价值取向问题。女作家的日常化叙事，剪贴画的故事情节，“不再将文学艺术看作是一个向世人训诫的完人，不再像现代主义作家那样高踞于文学圣堂之上，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视界去看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不再是绝对意义的‘创始者’，以非凡的想象，创造一个统一存在的艺术世界，在这一世界里，哪怕像燕雀之死这类看似偶然的事件，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42]。获奖女作家直面后现代日本社会的价值取向问题，将城市单亲母亲、女性的贫穷、身体改造、同性恋、母亲教育、职场新型人际关系、女性生育等后现代题材纳入自己的个性化文学创作，围绕转型期的迷向与迷失、角色与身份的嬗变、价值迷茫与自我调适、认同危机与价值引导、叙事话语与自我建构等主题，思考时代的大问题，透过对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研究人的问题、人的关系、人的未来发展”[43]。

获奖女作家紧紧抓住日本当下的社会现实，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御宅族”文化，将“宅思想”与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成长对接，寻觅到了“宅思想”对转型期的迷向与迷失的影响，并运用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引导年轻人选择和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选择符合社会发展与社会潮流的“价值取向”，客观地描述处于“破型”与“构型”中间地带的个体的角色与身份的错乱、迷茫。对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灵迷茫”“失语”，女作家启用了身体感觉，利用外力来确定自我、调整自我；对于人的价值迷失，获奖作品呈现了危机意识与新价值选择的可能，在“爱是重建自我的生命基点，现代人有能力超越不幸”的基础上进行了传统指向的价值引导，用后现代性的话语策略使日本文学拥有了世界性，拥有了价值取向引领的权威性与超然性。这种对转型期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轨迹及存在问题的关照，表现出她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多变”与“转型”中从不同层面探索“重构”的路径。

综观平成年代获奖女作家的30部获奖小说，无论是女作家们的创作，还是芥川奖评委们的评选，都没有进行整体的构思与设计，但当我们将这些作品置于价值取向的问题架构中时，似乎可以看到30部小说围绕价值取向问题而达成的共识。按照这个线索将30部小说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关于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价值取向问题的完整的闭环结构，即迷失中的问题呈现，现实中的问题探索，引领中的问题破解。

1.迷失中的问题呈现

平成年代的关键词是“转型” “迷失”。集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各项社会制度逐步向个体社会过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男女社会角色调整相关的政策，再加上网络化、信息化的普及，等等，这一切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与冲击。这种社会结构与制度的转型，政府推动与社会主体的接受之间并没有衔接好，失去了平衡。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日本国民对社会与经济发展方向表现出迷茫，进而出现“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44]，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沉迷于网络、动漫。

“迷向”首先需要定位，寻找到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书写了“宅思想”影响下的“新人类”的自我迷失等价值取向问题，从文学层面呈现了在“社会”中寻求自己的“御宅族”的精神史，在选择符合社会发展与社会潮流的“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强调了引领与引导的力量。不仅为“宅文化”大本营的日本，也为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各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宅”的价值取向涉及高中生、大学生、职场女性、家庭主妇、单身女性，甚至老年人。“无所事事”却又“执迷不悟”的价值迷茫削弱了人的意志，滋生了一些超出传统、正常人际交往底线的价值观，成为社会转型的烂泥塘与沼气池，波及面广、影响力大。由来已久的价值观失去了载体与生存土壤，人们迷失方向的核心是迷失了价值观。“徘徊”与“不知所措”成为常态。价值观解构与建构过程的时间差恰好出现于平成年代，有些人在等待、观望，有些人沉迷于幻想，有些人在追忆过去，有些人成为“宅人”，有些人积极进取奋进。30部小说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将这些关乎价值取向的问题一览无遗地呈现出来，如同一部平成年代日本价值取向问题的书写史。

2.现实中的问题探索

书写转型期年轻人的成长、转变是获奖女作家的重头戏。比起悬疑等大众文学，青春小说等纯文学洗涤心灵、纯化心灵的功效更明显，特别是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成长、转变与成熟愈显重要。30部获奖作品中有18部描写了年轻人的青春与成长。如描写高中生的《欠踹的背影》，描写大学生的《由熙》《少女的告密》《妊娠日历》《至高圣所》，崩克族的《蛇舌》，描写同性恋群体的《夏天的约会》，描写派遣族的《指甲与眼睛》《一个人的好天气》《人间便利店》《绿萝之舟》《踩蛇》，描写正式职员的《在海浪上等待》，描写家庭主妇的《咸味兜风》《贵子永远》《冥图巡游》《洞穴》《异类婚姻谭》。作者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这些刚刚步入龙门的新作家与老牌作家描写的青春与成长的不同之处是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往往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是时代的缩影。同时代阅读者在阅读中能够对号入座，拆除了一切防备，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读者、对社会的价值引领，这恐怕就是芥川奖推出新人、价值引领的间接用意吧！平成年代社会转型期推出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女性作家，充分发挥年轻人现身说法的言语行为效果，应当说“同类效应”是日本文坛拯救颓废文学的有效举措。从作品被广泛阅读、获奖小说印刷数量不断刷新纪录来看，推出年轻女作家很奏效。

“角色”与“身份”问题是价值取向的主体性问题，自我定位是解决“迷失”的关键。小川洋子、多和田叶子、本谷有希子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获奖女作家更多以寓言化、荒诞性的方式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关于价值取向的主体性问题，可以用“偏离”来形容，这种偏离有别于传统，正处于建构过程中。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赋予了“身份”的可变性、游离性与多元性，女作家在“反母性、反女性”和“母性、女性”的悖论中思考女性身份与角色的确定。在川上弘美、多和田叶子、本谷有希子等21世纪以来的作品中，“家庭叙事”复现，而作品主题和女性角色体现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已与过去完全不同，发生了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裂变”。

价值迷茫与自我调适。价值取向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迷失。在有着集团观念的日本文化里滋生的个人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有所差别，在被挤压的不安全空间里，这种比较柔软的个人主义很容易扩大风险传播空间，使人感到迷茫。解决价值迷茫的首选策略是自我调适。价值迷茫是价值迷失后心灵与价值追求的不知所措。《乳和卵》里的隆胸手术中的自我找回，《妊娠日历》里的妊娠中的身份迷惘，《踩蛇》里的人蛇交往，《狗女婿上门》里的正常人与异化人的性爱，《夏天的约会》里的同性恋歌，等等，通过讲故事，讲自己身边的“日常事”，潜移默化地引领人的价值取向，看似讲“民间故事”，实则在讲“日本故事”“世界故事”。

自我探寻与他者认同。女作家们并没有在群体社会的崩溃中过度强化与书写因群体社会改变而出现的家族、亲戚、地域以及职场中人际关系过疏、弱化的现状，而是在“变”中依稀看到了个人的自我责任和努力的力量与价值，通过自我找寻，在重新树立人生目标、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从依恋群体到打造个体的痛苦的价值观的变迁中进行努力。鹿岛田真希、龙泽美惠子、藤野可知、藤野千夜、赤染晶子、青山七惠、村田沙耶香、丝山秋子等获奖女作家书写的文学世界，将一个时代作为“人”的渴望放在优先位置，女人应当学会享受自己做女人的身份，不再是按照男人的需求或是模仿男人，而是要寻找深层次的“我”。在一片属于她们自己的、与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不同的世界里进行着自我探寻，并获得他者的认同。

3.引领中的问题破解

获奖女作家从“日本性”“女性性”视角洞见母性与女性的力量，重新认识女性与母性对人的成长的作用与价值，把目标指向了日本传统、人性，在绝对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等方面进行着引导。

认同危机与价值引领。平成年代价值取向问题根植于认同危机，认同危机的摆脱需要充满正能量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价值引领。女性具有价值引领的先天优势与传统，可以激活日本传统女性的奉献与自我牺牲精神，以女性特质建构新的价值，这种新价值突出“人”的重要性，突出回归自然、回归简单的“后现代性”。获奖女作家绵矢莉莎、金原瞳、龙泽美惠子、若竹千佐子、津村记久子、朝吹真理子、鹿岛田真希、石井游佳等在展示潜在的各种危机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取向的引导，强调爱是重建自我的生命基点、现代人有能力超越不幸、活着就要创造自己的传统志向，这些引导策略不仅表现出获奖女作家的高明与前瞻性，也使平成年代获奖女作家的文学价值选择具有了引领性与时代性。

叙事话语与自我建构。女作家们一反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潮流与常态，直奔时代思考的大问题，思考叙事话语与身份建构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首先从叙事形式入手进行积极的文学创作，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与叙事策略、叙事技巧进行叙事，凭借组合式的语言与多种创作模式进行着自我身份的建构。叙事形式的多元化与独特性局面的呈现，既表明了她们基于现实性的文学形式的创新，也说明了她们对“新价值建构”的叙事话语策略与方向的选择，她们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母性进行着示范与引导，告诉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说什么”和“怎么说”。

平成年代，面对文坛的颓废与纯文学的危机，面对网络化信息化社会的“物欲横流”“娱乐至死”，文坛推出女性作家，充分发挥女性的“柔性”“韧性”“反抗性”“日本性”，通过阅读纯文学来“纯化”人的焦虑与浮躁，疗愈后现代社会日本人的种种不适，从人性的深层次来引导日本人摆脱世俗的污染，洗尽铅华，让心灵跟上脚步，追求有别于动物性的人性的“本真”“爱”与“向上”。

（三）

平成年代是日本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面对转型期“各种价值和信念中的历史连续性的丧失”[45]，面对“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46]，女作家充分发挥女性特有的“母性”与细腻的观察能力，启动搜索按钮，敏锐地捕捉到了转型期“迷失”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1.自我意识的弱化与迷失

“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指主体对自身的意识。它包括对自身机体及其状态的意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意识，对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意识。自我观念、自我知觉、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控制等是其重要的内容。”[47]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的自我认知，以及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对自己及状态的认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认识，对自己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自我意识不仅是人脑对主体自身的意识与反应，而且人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自我意识也反映人与周围现实之间的关系。自我意识具有意识性、社会性、能动性、同一性等特点。[48]

平成年代初期以“御宅族”为代表的年轻人，明显的特征是自我迷向，沉浸在动画、漫画中而不能自拔。1991年获奖的松村荣子的《至高圣所》描写了一群来自日本各地的“新人类”的在校大学生在大学进行“移民垦殖”过程中植入了“宅文化”，在“殖民地”里寝室、教室、图书馆是治愈“五月病”与“精神分裂”的至高圣所，节奏是自我意识强化的良药。2003年获奖的大道珠贵的《咸味兜风》的故事情节不复杂，格局也不大。34岁的小镇女子美惠失去家庭依靠，以打零工维持生活，因迷恋小镇歌星游先生，将处女贞操献给了游先生，很快遭遇抛弃，失望之余，她投向了年过六十的富有老人九十九的怀抱，是一个自我意识弱化的典范。摆放在镇政府门口“不见、不问、不听”的三尊猴子木雕像表明了现代文明时代被弱化的自我意识，也是“御宅族”的重要表征。如何体现自我，大道珠贵给出了答案，走出去，去海边兜风，去拥抱大海，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认识自我。

“宅思想”贯穿于平成年代始终，进入令和时代仍未消失。以“宅思想”为代表的“个人意识已经开始在生活中浸透”。“御宅族”由最初的迷恋动漫、网络游戏、追星而逐渐升级，所热衷的内容不断扩大，痴迷一种爱好，痴迷一个事项，等等，像传染病般迅速蔓延。人群构成由最初的高中生等少男少女发展到了大学生、飞特族、朋克族、高级白领、家庭主妇等。《欠踹的背影》里的高中生蜷川是最初的“御宅族”,《至高圣所》里的真穗、沙月等人是大学生“御宅族”,《蛇舌》里的路易、阿马、阿柴是朋克族的狂野的“御宅族”,《一个人的好天气》里的知寿、《指甲与眼睛》里的麻衣、《人间便利店》里的谷仓惠子是飞特族的“御宅族”,《穿紫色裙子的女人》里的真由子与“我”是职场白领“御宅族”,《指甲与眼睛》里三岁女儿的母亲孤独自杀于阳台则是家庭主妇“御宅族”。

“御宅族”的出现绝非偶然。日本学者从成熟型日本社会中寻觅到了端倪。“人是恩惠于逆境，惨于顺境，一旦获得安全和富有就会失去目的的生物。庆幸的是日本总体上还没有到集团性‘失去目的生物’阶段，但已经出现了零碎的短片式的征候。”[49]这里所说的目的指的是传统意义上为了生存与发展的奋斗目标，女作家所描绘的“御宅族”即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零碎的短片式的征候”。2015年日本学者齐藤环在《战斗美少女的精神分析》里将“御宅族”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当初“御宅族”仅限于高中生年龄段的少男少女，到后来队伍不断扩大。第一代“御宅族”的长大、成熟、变老与日本社会随之而来的“发达国家病”犬牙交错，与“发达国家病”重要表征之一的“青少年颓废症”合并为综合症状，表现为心理耐力欠缺、欺骗、家庭内暴力、性别的倒错、机械性亲和等。只是心脏有力，而伦理、思想欠缺，行动拖拽却又突然火气冲天[50]，对现实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与叛逆。金原瞳本人是典型的“御宅族”，小学四年级辍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初中、高中几乎没有去过，15岁的时候反复进行自残行为。《蛇舌》里的中泽路易有金原瞳本人的影子。随着“御宅族”病体感染面的扩大，大有影响集体健康与安全的潜在危险，其中最为突出的“青少年无气力症”是对自古以来“集团意识”较强的日本文化的冲击，积极向上的团队与集体意识、奋斗精神受到严峻挑战。几十年来，“御宅族”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青少年颓废症”泛化到各个年龄段，“年龄段跨越了高中生到30岁，社会规范衰退，意味着作为人们行为规范与基础的道德观念的衰退”[51]。社会的不同层面都出现了“御宅族”的身影，他们的表现各式各样，极度的彷徨、犹豫、迷向，迷失了自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变得似是而非，“御宅族”由文化小众变成了多数，“动画、游戏、偶像明星、卡哇伊等等充斥在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中，御宅族已经被社会完全接受”[52]。一些青少年将自己融于某一群体中，将自己从主流社会的规范中分离出来，通过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体现存在感与生存价值。他们有一个共性体征就是自我意识弱化与自我迷失，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象征世界”“想象世界”三界交错的虚构世界里，在“自我意识”的弱化、自我同一性的迷失中建构着“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

人员数量庞大、辐射人群阶层范围广、思想比较坚定与顽固的“御宅族”的行为方式、生存状况以及信念等开始进入文化的建构层面，对文化的内核产生重要影响，逐渐蔓延甚至会影响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这种新出现的思潮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渐渐成为社会的深层结构，如何将“宅思想”中不利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因素摒弃掉，将执着干事的精神激活，转化成新的工作与生活的活水与新的动力源，值得我们反思。

身体交换中的“自我意识”弱化是“自我意识”恶性循环的产物。后现代社会一切都被符号化，包括人的身体。“御宅族”身体符号化，导致自我意识弱化与身份的迷茫。他们全力以赴地拒绝“成为主体”，却又渴望“自己就是自己”，这是典型的“御宅族”的生存逻辑。消费身体换取物质利益虽是老生常谈，“御宅族”却将自身的存在与自我意识淹没在与身体的狂欢中，凭借异性的身体来确定自我意识与存在，弱化了自我意识，只能是迷失加重，不可取。用身体交换物质，用身体抹平债务的经济原则，主体意识被弱化与抹杀，使自己更加被动与迷惘。将价值取向的权势距离交给身体以及身体感觉，只会导致“自我意识”更加弱化。

自我同一性的迷失是“御宅族”价值取向朝向自我的重要体现。偶像崇拜中的自我迷失是“御宅族”在“自我同一性过剩”中放大了自我意识，容易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自我同一性缺乏，拒绝自己在成人社会中应担任的角色。自我生物体同一性的缺乏，是沉迷于自我追求的世界，在心灵与身体分离的同时，作为生物体的自身明显与年龄不同步。他们醉心、痴迷于自我世界，生理年龄“冻结”。自我心理同一性的缺乏，是缺乏群体融入的主动性与自信，内心极度自卑，不知道该如何与人交往所致。自我社会同一性的缺乏，是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世界，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混淆，并且对虚构世界过度阐释，他们与社会的对接出现了裂缝，是他们作为“自然人”融入社会的障碍之一。

2.角色冲突中的身份错乱

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大，她们面临着角色定位中的徘徊、冲突、迷茫等问题。握住家庭主妇的接力棒继续向前跑，还是洗白职业主妇的身份融入社会，重新定位自己，是女性群体的思考与困惑，也是国家要考虑的大问题。

《由熙》告诉我们“由熙”之所以从韩国逃离返回日本，是因为文化身份的游离不定所致；《猫婆婆所在的小镇》中的小姨为了照顾被移民美国的母亲抛弃的“我”承担着“母亲”与“父亲”的养育职责，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身份冲突中迷失了自我，45岁便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妊娠日历》中的怀孕的姐姐始终都在记录妊娠的身体反应而忽略了“孕妇”“母亲”的身份，后现代享受自我生活的“我”始终没有厘清“母亲”“孕妇”“姐姐”等多重身份与角色的冲突、矛盾，跟着身体的感觉走，即便是孕期也没有忘记享受生活、自我舒服的追求，明知道美国产的葡萄柚子有毒，有导致胎儿畸形的危险，但为了身体感觉，全然不顾，连续不断吃下了大量葡萄柚制成的果酱，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母性做法；《负水》里的“我”为了对抗父亲对女儿未婚同居的反对，在与男友珠里同居的同时还与其他两位男性发生性行为，纠结于“女儿”“女友”“性伴侣”等多重身份之中；《至高圣所》里一群大学生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中的多种身份与角色转换中迷茫，再现了日本社会“啃老族”的现状与焦虑；《家庭影院》《冥土巡游》里沉迷于曾经辉煌的母亲，显示了社会转型期个人的身份与角色定位滞后于社会变化的节奏所带来的困惑与空虚；《咸味兜风》又老又丑的九十九稳定生活的定力反衬出美惠在一会儿追星、一会儿追钱的身份游离中的悲哀与空虚；《夏天的约会》里同性恋、变性人群体的烦恼，两次爽约夏天的约会，是因为他们对自我身份与角色定位的迷惘、恐惧与不自信所致；《家庭影院》中破碎的家庭无法回到从前是因为每个人的角色，无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发生了改变，后现代人的角色定位很顽固，不好改变；《欠踹的背影》的获奖表明，后现代高中生的叛逆原因主要是学生身份的定位发生位移，该群体将成为具有彻底反抗精神的后现代社会重要成员，如果他们的空虚与孤独被带入社会，将会产生一定的爆发力与影响力；《一个人的好天气》里70岁的吟子始终站在那里，而知寿的身份始终是游离不定的，虽然成了公司的正式职员，社会身份已经得到确立，但最后与有妇之夫的交往又将她推向了婚姻角色的不确定，表明了后现代社会角色冲突的多重性、反复性；《指甲与眼睛》里“母亲”的自杀是身份矛盾冲突的极端化体现，“准继母”的试婚，与旧书店小老板的交往与掐断，以及对“我”态度的变化等说明后现代社会人的身份与角色定位的可变性与多元性；《人间便利店》里谷仓惠子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在便利店做兼职，一干就是18年，在她自己看来早已是便利店的“正式”员工，像便利店的一个机器零件一样，她已经离不开便利店了，但作为女性，婚姻家庭的身份一直是缺失的，她对婚姻、家庭带有某种恐惧，甚至是排斥，为了掩人耳目，接收了失业并穷困潦倒的男性白羽与自己同住，但却没有发生任何身体的交往，在共享住房资源中，化解了自己便利店打工族身份、女性身份的冲突，角色冲突中的身份迷失是可以调和的；《我将独自前行》中的桃子分化成多个“我”，与丈夫周造、女儿、外孙女的交往和相处是多个“我”使然，丈夫去世后，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候，桃子大脑里冒出的东北方言，在家里情不自禁地教会自己女儿东北方言，表明人的自然身份、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多重性、稳定性与传承性。

3.社会适应中的价值迷茫

价值分为绝对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其中个人价值系统选择哪些价值具有自主性，但并非完全自由，有时甚至不能完全自主地创造个人价值系统，其建构过程是“由个人（或多或少与他人一致）瞄准的目标以及他们想遵守的基本标准所决定的。如果个人的目标和标准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们的价值归属也会发生变化”。[53]因此，个体的价值选择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是由价值取向选定的。这里的价值迷茫既包括价值取向的不清晰，也包括应有的积极价值观丢失或丧失后对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意义的不清晰。作为人们围绕着如何实现价值目标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观念性活动，价值取向是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价值取向的不清晰意味着变化过程中的价值标准的模糊，按照标准行动的行为主体的迷茫。很显然，价值迷茫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平成年代日本社会的转型导致了国家、社会、个体奋斗目标的迷茫。平成初期，从集体社会转化而来的个体社会不是一个纯粹的个性化社会，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不断扩大，柔弱的个人主义很容易扩大风险带来不安、焦虑、迷茫、麻木，行为标准的选择困惑加剧，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失序。这种社会转型引发的价值迷茫从获奖女作家的作品中描写的“身体破坏”中可见一斑。获奖女作家首先颠覆了女性的“天然的”属性，笔下的女性或是对身体进行惊世骇俗的改造，或是厌恶“排卵”“初潮”，或是对生育不屑一顾。作品中并未把那些超越性别的女性看作“正常”的，但也发出了乳房、排卵、月经是否就是女性的标志的疑问。答案是否定的，这种多元化的身体观和文化的兼容并蓄直接指向后现代的多元化趋势。

获奖女作家通过对身体的“破”“变化”，描写迷茫中的困惑、探索。《妊娠日历》描写了双身后孕妇的身体反应、身体变化，认为腹中胎儿是“脓包”，孕育生命很痛苦，我不需要做母亲；《乳与卵》围绕“我”因对月经、初潮的恐怖而产生的“讨厌长大”“讨厌身体变化”和对身体发育成熟的恐惧、无语，以及母亲试图对乳房实施手术调试自己的价值观，言说了身体改造并不是女性走出迷茫的解药；《蛇舌》则是从反衬的角度描写了惊世骇俗的身体改造的身体之痛，在肯定身体的欲望以及表达的合理性的同时，这个被解放的身体却走向了发泄的暴力；《踩蛇》则是在人蛇的身体接触中，探究蛇的世界比人的世界好还是不好，体现了现代人的空虚，或许让你在神话寓言等魔幻现实主义的书写中产生共鸣、确立自己的身份；《狗女婿入赘》超越了传统的人与动物、男与女等二元结构，描写了一系列与身体排泄物有关的言语行为，但主人公美津子和具有狗习性且双性恋的太郎的性交最终只能以肉体的逃跑收场；《负水》里“我”与其他男性发生同居内的一夜情，用身体交往证明身体相当于以暴制暴；《穿紫色裙子的女人》里真由子与所长的身体交换最终还是落得替罪羊的下场，女性的身体在关键时刻并不能派上用场；藤野千夜的《夏天的约会》里的同性恋歌奏出了性别迷失中的陌生化曲目。现代人调节价值迷茫的非理性选择从破坏自己的身体入手，试图通过“越界”找寻到自己作为现实人的存在，走出不知所措的徘徊。获奖女作家从身体感觉入手，告诉阅读者女性身体并非摆脱迷失的法宝与武器，应当将传统赋予女性身上的诸多标签进行调和，在多重身份正反的悖论与“越界”中，在“我就是我”的价值中走出迷茫。

“平成文学是由女性做标记的文学”[54]，尤其是芥川奖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取向引导。她们立足于日益变化的时代，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应对的姿态，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手指”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用比较宽泛的视点对社会现实进行多角度的扫描与透视，不仅对不同群体的生活现实进行了全景扫描，还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转型期自我意识的弱化与迷失、角色冲突中的身份迷茫、社会适应中的价值迷茫等价值取向问题，并探讨了走出迷失、摆脱困境的策略。

四 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价值分析的维度

价值是一种明晰或隐含的概念，是一种持久的信念，体现的是某个群体对某种行为方式或生存状况的偏好，是特定群体的个性以及他所希冀的东西的彰显。“价值影响主体的行为，决定主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55]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关系、矛盾、冲突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和特定的价值方向。[56]价值取向的突出作用在于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主体活动追求的只能是对主体具有价值的东西，且当这一事物对主体价值越大，主体的追求就越强烈。这样一种价值与价值追求行为的关系便展现了主体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贯穿于个体活动之中，指导着个体的行为。价值取向不仅受制于人们长期对世界的解释与认知，也受制于阶级、民族、性别、职业、地区等因素，具有地域性、社会性、时代性的特征。一个时代，不同文明、文化主体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种文化的走向，映射了同一时代的文化变化轨迹。不同的价值取向受制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时间的概念、人性、行为观念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定位。

当代著名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专家、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在《文化后果》一书中综合了克拉克洪等前人研究成果，对包括日本在内的72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其他相关部门做了几十万份的问卷调查，在翔实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较为科学的关于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结论。[57]

霍夫斯泰德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势距离、不确定规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五个方面探讨了文化价值取向的维度，这五个观测维度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借鉴。本研究将霍夫斯泰德调查中与日本相关的数据、结论抽取出来，整理出价值取向的维度数值，形成日本的价值取向指数值（见表0-2），并借此对日本平成年代以来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分析，以探索芥川奖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对价值取向问题的应答路径及合理性。

权势距离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一个价值维度。权势是“控制或指挥他人行为、使之服从的潜能”，权势距离指的是“体现同一个社会系统中某个较弱个体与某个较强个体之间权力不平等的程度”。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日本的权势距离指数值是54，处于中等水平。影响权势距离的主要因素有地理纬度、人口数量和财富。一般而言，居住在高纬度、气候寒冷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采取非传统、富有进取性的思维方式，在文化的现代化、普及教育、权力的去中心化等方面有更大的动力。而热带、亚热带的人们容易生存，往往缺乏创新动力，倾向于依赖传统。日本位于北纬20°25″—45°31″，地理位置对日本人价值取向的影响居中，再加上日本的岛国危机意识等文化心理的影响，形成了日本人特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倾向于依赖他人，认可社会等级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上下级，强调权力的必要性，社会关系紧张，老人们受到尊敬与特殊关照。在日本历史上，“虽然职业、性别、财富以及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一些重要的平民人物还是把人民联结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身份和持久的‘日本性’感觉。近世早期共同的政治地理也推动了文化的合成”[58]。平成年代获奖女作家的作品中一系列老年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女作家在如何传承“日本性”上启动了权势距离价值取向的引导机制。获奖女作家在文化身份界限迷糊、工业文化生产均质、异化与趋同的信息化时代，通过文学书写现实，塑造女性群体的形象，进行文化身份的标识，延续“日本性”的文化基因，将“日本性”注入“信息化”时代大潮，通过反“日本性”的写作，引起阅读者注意，非常高明地实现了“日本性”的认知、认同、传承与传播。看似说自己，说女性的一些平常事，实则在言说“日本性”，通过“女性性”彰显“日本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保存与合成。平成年代频频摘得芥川奖，这个群体似乎是一个行动共同体，但碎片化、个性化的书写与表达却引发了蝴蝶效应，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着“日本性”的文化符号。

第二个价值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任何人在生活中都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而不同的文化成员对他们有不同的态度和应对措施。不确定性规避主要指人们在社会交际中避免暧昧或模棱两可的一般倾向。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日本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为92，属于偏高的国家。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左右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日本人身上体现的特征比较明显。容易情绪化地处理人际关系，注重传统和绝对价值，不易接受偏差，强调集体忠诚、法制的完备，对个人的力量缺乏自信；希望能够确切地定位生活，不愿承担风险；在人际交往时得体，语言表达是丰富性与多样性、间接性与直接性的完美结合。反之，这种文化接受较高的暧昧性，也为“不明确”的、性格暧昧的日本人提供了游刃有余的时间和空间。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的小说以短篇为主，文学语言表达与叙事策略迎合日本人的阅读需求，读者在阅读中，完成了价值的学习过程，实现了女作家的言说功能，实现了价值取向潜移默化的引导。

第三个价值维度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定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参照，它不仅反映了该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教育、宗教和政治等社会机制的意义与功能的理解。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日本的个人主义指数值为46，偏低，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其表征为社会成员重视集体忠诚，重视团队利益和互相之间的义务，从集体的角度处理人际关系，重视集体认同和社会和睦，情绪化地看待工作和制度，崇尚传统和尊重权威，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较少考虑个人的隐私与权利。价值定位表现为和谐、面子、孝顺、谦虚、节俭、财富的均等、对他人要求的满足等。日本社会几经转型与变迁，镶嵌在日本人骨子里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从未丢失，在战后由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悄然的、微妙的变化。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技术与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强调自律、先劳后享的品格构造目前仍与技术—经济结构相互连接，但它同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冲突”[59]，从根本上动摇着日本社会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如何在个性化社会到来的日本继续保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平成年代的芥川奖获奖女作家预见性地通过文学进行预防、免疫，或是提前打疫苗，或让排斥反应强烈者先感染后治疗，等等，进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引领。平成年代的时机恰到好处，在要丢还没丢的时候进行戒备，女作家们通过文学的言说、言传身教的体验、预见性的推测等及时拯救着濒临消亡的集体主义思想与价值观，高明地将“自由、诚实、社会承认、舒适、享乐和平等”的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进行了嫁接，将个人主义文化作为接穗嫁接到集体主义文化的砧木上，彼此愈合成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有机体。女性文学的价值在于促使接穗（个性主义文化）与砧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层紧密结合，以确保接穗成活。

第四个价值维度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生命的两重性把人类自然地分成了男性与女性，文化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倾向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生物禀性与生理功能的差异使男女双方的社会角色、社会分工有所不同，两者的关系变化体现了其在社会关系建构中价值取向的变化轨迹。关于此，女性主义研究者有五种观点与立场。男女相异—男尊女卑，男权制，父权制；男女相同—男女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男女相异—男女平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男女相异—女尊男卑，文化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男女混合—男女界限不清，难分高低，后现代女性主义。[60]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一种倾向：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主要负责经济收入和社会交往，女人负责照顾家庭与孩子。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日本的男性气质指数值为95，居50个调查国家之首，这表明日本社会重视男女不同的角色，男性获得更多的关注、机遇与报酬，在解决冲突时不轻易让步，求胜欲较强，宗教观念较为浓厚，对性的态度比较保守。这一时期获奖女作家的文学创作立足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再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进行了文化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突围，客观、高明地将女性回归于“自然人”的范畴，在“只有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61]的高度，通过自身具有某种超越理性的直觉，洞察人与人之间以及一切生命形式之间的微妙联系，通过小说主人公表达这一时代日本社会的价值倾向性。女作家作为女性表明自己的立场，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有别于男性的文学特征，争取话语权，谋求认同，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言说方式进行选择，既是自然的，又是刻意的，更是策略性的。

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五个价值维度。长期定位是指以未来回报为目标的道德培养，特别是对节制和刚毅的培养；短期定位则是指对与过去和现在相联系的道德培养，尤其是对尊重传统和履行社会职责的培养。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这一维度对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更具有说服力与针对性。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日本的长期定位指数值为80，仅次于中国，属于长期定位指数较高国家。长期定位是日本价值取向的传统保留曲目，即使是后现代社会的今天，由此衍生出的“耻感意识”的价值取向依然是“日本人绝对的价值取向，聚焦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气场，以及彼此之间相对和谐的影响之中”[62]。此外，思维方式上惯用归纳与合成，注重节俭、人际关系和社会教育，把勤俭、谦虚、忍耐和刚毅看作美德，重视长远效应，强调社会伦理，提倡和谐与人治，长于综合性思维。当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时代”意识或“内在精神”,“每一种文化，每一历史‘时期’，以及与它们相应的那个社会，都是由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由某种内部原则束扎成型”[63]。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一反具有“反传统”“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勇于向传统致敬，在思维方式、文化品格方面积极向传统要答案，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日常生活，无不内含日本传统文化元素。人际关系的梳理与建构中，时不时地让诸如吟子、桃子等女性长者出现，或是言传身教，或是隔代间相传，潜移默化地将上一代、上上一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予以传承。看似日常性书写，却传递出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引导，是女作家们直奔时代思考的大问题，思考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

霍夫斯泰德的研究表明，价值取向是一个由相关的价值所形成的体系，由价值观和机制构成，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调和，价值观会有所变化。获奖女作家紧紧抓住了价值取向的系统构造，从价值观、认知、情感与意志等方面入手，在“破型”与“构型”的平成年代，用比较宽泛的视点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多角度的扫描与透视，从不同侧面书写日本人的价值观、生活观、审美观，在文本与现实之间书写着当下日本人的价值取向，通过文学引导阅读者在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协调与引导不同的价值取向。

虽然平成年代获奖女作家的30部获奖小说的创作是女作家们的私人创作，并没有统一的、集体的构思与设计，但是当我们将这些作品置于霍夫斯泰德的五个文化价值取向的维度中进行考察时，可以看到30部小说围绕价值取向问题而形成的共识。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理论展开研究与分析。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五个价值取向维度出发，以“价值追寻”为主线，将日本当下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与作家的文本世界建立密切关联，对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芥川奖获奖女作家文学景观的构筑，关注获奖女作家文学中新意义的生成，以“社会问题”为视点对获奖作品进行归类，分析静态文本所追求的价值取向，透视作家对社会现实认知所表现出的价值判断，探讨价值取向的现实动态反映（被阅读和被谈论），剖析价值取向对日本国民社会心理的影响。把握作品深层的话语结构，分析作品中身份追寻、价值取向的轨迹，及获奖女作家形塑“社会价值”的方式。通过对平成年代芥川奖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观察、理解日本社会文化，总结目前中国学界对获日本芥川奖作家及其作品的零散性研究，把握日本当下文学的走向，更有助于剖析日本社会心理变化和价值取向，探讨中国文化建设的参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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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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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与那霸惠子：《解说——围绕“隔阂”的隐喻》，载[日]多和田叶子《狗女婿上门》，金晓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15]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发表《关于建设新日本之诏书》（即“人间宣言”），宣称自己是人，不再是“神”，进而完成了人神互换。在日本一夜之间，有关神道教的标志物、宣传品和节假日都被销毁或废止。参见徐航《平成十二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5页。

[16][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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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美]吉姆·鲍威尔：《图解后现代主义》，章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28][荷兰]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8页。

[29][美]吉姆·鲍威尔：《图解后现代主义》，章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9页。

[30]胡澎：《平成日本社会问题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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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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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杜伟：《日本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当代青年研究》2003年第12期，第26—29页。

[36][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前言第Ⅶ页。

[37][荷兰]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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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7]车文博：《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48]刘文敏、高燕、赵丹主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69页。

[49][日]左原洋：《日本的成熟社会論：20世紀末の日本と日本人の生活》，日本東海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第72页。

[50][日]左原洋：《日本的成熟社会論：20世紀末の日本と日本人の生活》，日本東海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第88—89页。

[51][日]米川茂信、矢川正見：《成熟社会の病理学》，日本学文社1991年版，第13—15页。

[52][日]东浩纪：《御宅文化与政治批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4593009/,2020年9月19日。

[53][荷兰]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54][日]三浦雅士：《“平成文学”とは何か》,《新潮》2002年新年特别号，第255页。

[55]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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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参见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114页。以下同，不再逐一标注。

[58][美]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等译，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89—98页。

[5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页。

[60]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62][日]黑川雅之：《日本人的八个审美意识》，王超鹰、张迎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序言。

[6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