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张倩红

《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亚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学术集刊，以展示亚洲研究成果、培养学术人才、增进学术交流为宗旨。在创刊之际，我想就亚洲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探索亚洲历史的兴衰浮沉。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截至2022年，亚洲人口达到4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9.2%，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洲。早在远古时期，亚洲大陆独特的地缘环境就孕育了特色鲜明的人种族群，成为多民族的共有家园。上古、中古时代，亚洲大陆形成了强大的帝国传统与具有东方特色的政治秩序，在东西方之间既有战乱与破坏，也不乏经济和文化的交流。19世纪以后，亚洲大部分区域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自然资源被严重掠夺，传统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亚洲人民的命运才得以改变。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亚洲就是人类历史的大舞台、晴雨表，亚洲不仅是亚洲人的亚洲，更是世界之亚洲、人类之亚洲，只有了解亚洲历史的交替流变、亚洲社会的多元特征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景观，才有可能理解世界的变化与地球人类的前世今生。

第二，呈现亚洲文明的特色与贡献。亚洲大陆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东亚、南亚和西亚构成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三大原生文明板块。亚洲长时间作为世界文明的核心区域，诞生于东方的宗教文明、农业文明、科技文明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工业文明在欧洲兴起以后，亚洲文明由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面入侵而陷入低潮。20世纪借助民族复兴之势，亚洲文明如凤凰涅槃，厚积薄发，出现了多元齐放的文明新形态，再度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也成为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舞台。因此，总结亚洲文明的特色，呈现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当代中国学人责无旁贷。

第三，追踪亚洲区域国别发展的最新动向。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高压政策，20世纪初期出现了“亚洲的觉醒”，辽阔的亚洲大地上掀起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浪潮也深刻地改变着亚洲人的思维模式与东方社会传统的经济结构和阶层关系。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战略格局的改变，也为亚洲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历史机遇。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国家纷纷独立，并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苦苦探寻自身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许多亚洲国家仍然处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因此，从区域国别学的视域下强化亚洲研究，总结现代化道路的“亚洲模式”，研究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趋向，反思其存在的现实问题，不仅具有学理价值，也不乏现实意义。

第四，重视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与定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亚洲走上了独特的复兴之路，许多亚洲国家的硬实力迅速提升，日本、“四小龙”“四小虎”相继崛起，中国和印度的大国实力不断彰显，无论是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外汇储备，还是国家影响力都大幅度增长，以至于有人把21世纪称作“亚洲的世纪”。但是，亚洲的问题也同样不可忽视，地区冲突、边界摩擦、人口压力、贫富差距、教育鸿沟等，无不影响着亚洲的未来。因此，亚洲研究一方面需要客观呈现亚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正视亚洲面临的挑战与压力，高度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亚洲因素的消长、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与定位，以及“亚洲精神”的形成与弘扬。

第五，关切“亚洲之中国”“中国之亚洲”。亚洲不仅囊括中国的邻邦与大周边，也是中国实现国际战略的前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亚洲地缘政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的重大变量，中国与亚洲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亚洲的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所讲：“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因此，“亚洲之中国”“中国之亚洲”是我们观察亚洲、研究亚洲必须树立的理念，也是无法回避的焦点与难点。

不可否认，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亚洲研究在树立本土意识、拓展学术视野、细化研究领域、强化学科融合、丰富知识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依然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学人去精耕细作。郑州大学亚洲研究的奠基人为我国著名的越南问题专家戴可来先生，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就长期致力越南历史、中越关系史和亚洲民族志的探索，苦心耕耘，惠泽后人。许永璋教授、于兆兴教授也为学术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目前郑州大学的亚洲研究形成了几方面的学术力量，如于向东、庞卫东教授领衔的越南—东南亚研究；王琛、吴宏阳教授带头的南亚研究；张倩红、陈天社教授主导的犹太—以色列及西亚研究；葛继勇教授带领的东亚研究等。我们恳切希望通过创办《亚洲研究》集刊，对内进一步凝聚力量，提升特色品牌；对外增强交流、广结学缘，获得多方面的支持与滋养，从而为深化中国的亚洲研究、呈现“亚洲价值”与“东方智慧”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