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18世纪湄公河下游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与华人[1]
[澳]李塔娜著，汤逸辉、成思佳译，于向东审校[2]
这些群体或者说殖民地劳动力的到来，标志着东南亚和中国移民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移民奠定了该地区19世纪经济增长的基础。
——卡尔·特罗基（Carl Trocki）[3]
一 引言
我们对18世纪大陆东南亚地区经济作物生产的认识是不足的。17世纪中叶，会安和阿瑜陀耶各有三四千华人，糖和胡椒的产量在交趾支那和暹罗均极为有限。然而到19世纪初，糖已成为暹罗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和交趾支那主要的出口商品。最根本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变化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发生的。依据18世纪广州与东南亚贸易的数据，本文尝试探索这一时期越南南部沿海地区和暹罗东南部的华人经济作物生产的历史及其与广州的联系。在笔者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着一条从湄公河三角洲的巴萨河（今后江）[4]到暹罗尖竹汶的经济作物生产带。这一区域既是18世纪广州商船的主要目的地，亦是18世纪大陆东南亚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地区。正是在这片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暹罗、交趾支那和河仙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这也引发了当地商业精英和华人人口构成的变化。
二 “闭门”的会安
为什么这种变化会发生在这一边缘地区而不是其他地方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会安，这个17—18世纪亚洲最繁荣的中转贸易港口之一。在会安最繁忙的街道上，坐落着一座古庙，是由当地华人社区——明香社（字面意义是为明朝保留香火）所建造的。一份关于东南亚华人历史的十分有趣且独特的文献，保存在这座名为洋商会馆庙宇的墙壁上。这是一条由当地明香社领袖和部分华商船长于1741年共同制定的规章。通过阅读这一文献可知，尽管会馆的作用是维护前来会安的华商的社会福利，其同等重要的责任是要将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士拒之会安门外。例如，对于那些因船只失事而滞留在会安的中国人，规章是这样表述的：
失水落难客住会馆厝，每月每人给伙食钱三百，至三个月为期，如收风尚有货船，果无亲戚可依者，暂许安歇，不给伙食钱，俱限唐船起身止，不得久住。
那些想留在当地的中国人以前有多种方法。例如，与当地明香社妇女结婚并入赘。但是，1741年的规章几乎杜绝了这种可能，其中明确规定，不得通同赘入明香社，且特别禁止明香社成员帮助这些人入赘。在该文献的末尾还警告这些成员“切勿荒废前人创建之基业”。
这一相对严苛的，或多或少可称之为“闭门政策”的规章，并非出自阮主政权之手，而是由18世纪会安的华人社区设计的。这些社区主要是闽南人。[5]1750年，在该社区登记的119位未婚男子中有100人来自厦门。[6]1744年纳税人登记簿印证了1741年规章的成功实施。这一年有44个外来者加入明香社，他们均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且没有一个人得到当地成员的介绍入社。[7]
显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受到18世纪会安华人社区的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章制定于1741年，正值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高潮。1740年巴达维亚红溪惨案可能使会安的华商担心中国移民会将当地作为替代选项，从而大量移民会安。这些富有且长期定居会安的华商也可能担心大量新的中国移民涌入这个小而繁荣的港口后会打破他们过去150年来所享受的舒适平衡。会安是一个商业城镇和贸易中转地，绝大多数当地华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有少数华人工匠填补了商业城镇的其他角色。越南会安港没有足够的贸易、工作以及土地来容纳更多的中国移民。
三 18世纪华人经济作物产能的真正变化
华人在交趾支那[8]生产活动的真正变化发生在远离传统华人商业中心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绝非巧合。18世纪下半叶由华人创建的传统商业中心均走向衰落，例如会安（Li，1998年）、巴达维亚（Blussé，1986年）、马六甲（Mak，1985年）和马尼拉（Edgar Wickberg，1998年）。[9]与此同时，东南亚沿海地区的离岸生产则呈扩张趋势。在最有活力的生产地区附近，亦发展出新的贸易中心，例如边和（中国史料称为农耐）、湄公河三角洲的美荻以及巴萨河口（后江）的巴萨，它们几乎都是18世纪的产物。
古老的会安和边和、巴萨之类的新港口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与商品产地的联系。会安商人的声誉主要建立在来自山海的奢侈品上，与他们打交道的主要是高地和越族的商人。边和、巴萨、尖竹汶和其他新华人产区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作物、大米和更多华人移民。[10]这意味着华商与华人劳动力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些新兴商业中心，商人向华人种植园者提供食物和生活用品，再将种植园的产品贩运至中国。18世纪60年代广州十三行的商船曾频繁造访这些港口就是证据。[11]
那么是谁将华人移民带到这些产地？像会安这样的旧的贸易中心与新经济作物产区之间的关系如何？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延伸还是本质上的全新发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来考察18世纪下半叶东南亚对广州的出口产品。
四 18世纪60年代：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黄金时代
湄公河下游三角洲（交趾支那诸港，河仙和巴萨）对广州的贸易出口量相当可观，见表1。对比1750—1759年巴达维亚对厦门和广州的出口可知，仅1767年湄公河下游三角洲一年的出口量就达到了该地十年出口总额的45%。[12]将18世纪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出口量与19世纪40年代当地对新加坡的出口相比，结果也十分显著，如1767年，交趾支那三港[13]的货物总额为380769两白银（528845西班牙元），[14]超过了暹罗和交趾支那在19世纪40年代向新加坡的年均贸易总额。[15]由此看来，不论是横向与巴达维亚相比，还是纵向与19世纪的自身相比，18世纪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贸易量都是显著的。
表1 1767年广州海外进口产品数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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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主题之前，以下几点亦值得注意。
第一，这三个港口出口了大量长期被认为是暹罗传统产品的货物，如鹿皮、紫胶和苏木。这里列出的豆蔻贸易量也值得注意。1846年以前，暹罗曾牢牢控制柬埔寨的马德望省和菩萨省，这二省是最重要的豆蔻出口区，但也仅生产了636担豆蔻。[17]但在1767年，仅巴萨和交趾支那就出口了大约562担。此外，这里还出口大量苏木和红木，都是暹罗的传统产品。
第二，巴萨、交趾支那和河仙三港出口的锡都来自马来半岛。1767年，此三大港口出口了大量的锡，尽管它们并非其产地。这一数量几乎是巨港锡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二，该地是当时东南亚锡的生产中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767年三港锡的出口数量又大致相当于1775年东印度公司带来锡的总量。[18]
第三，此三港也出口大量柬埔寨的典型产品，如虾干、鱼干、肉干和蜂蜡，甚至比柬埔寨自己的港口出口的还要多。例如1767年柬埔寨出口了216担鱼干，但仅巴萨一地就出口了鱼干1240担，交趾支那则又提供了另外835担。此三港还出口丁香和肉豆蔻，这些都并非当地土产。
从上表来看，毫无疑问，除了本地生产的槟榔、胡椒和糖之外，此三处港口的货物几乎都来自暹罗、柬埔寨和马来半岛。18世纪60年代可谓是湄公河下游地区贸易的黄金时代。形成这一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阿瑜陀耶的陷落。显然，三处港口填补了当时阿瑜陀耶与中国海外贸易的商业空白，并因此繁荣起来。[19]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地区遂成为18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20]
表格中巴达维亚的出口量也值得关注。它的贸易量是六个港口中最少的，主要的货物是海参。[21]将此数据与巴达维亚对中国的总体出口额（1750—1759年）进行比较很有意思。[22]正如我们所见，海参是巴达维亚与厦门、广州之间最主要的贸易货物。巴达维亚的数据为绘制18世纪60年代三个港口的图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巴达维亚的出口由华人主导的主要是海参（28%）、琼脂（21%）和油（11%）（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糖、胡椒和锡）；[23]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则侧重于经济作物的生产（槟榔37.4%、糖19%和胡椒4.4%）。因此，1767年数据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其揭示了当时“水疆”[24]中心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范围，以及华人是如何获取或控制这些产品的。虽然肯定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活跃于湄公河下游三角洲、柬埔寨、暹罗东南部和南部以及马来半岛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诸港口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必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来自中国的劳动力，他们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种植中国市场所需的各类大宗商品，比如胡椒、槟榔和糖。[25]这一图景支持了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关于现代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周期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假说。[26]下文我们将试图重绘18世纪中期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经济作物生产的场景。
五 槟榔生产
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槟榔年消耗量为3万—4万担，[27]或许比本文所关注的18世纪晚期要多些。由前文中表1可知，巴萨、交趾支那和河仙三处港口在1767年就出口了27200担槟榔。由此看来，18世纪后期，中国消耗的槟榔中有三分之二是由交趾支那供应的。[28]
18世纪40—60年代，交趾支那的槟榔生产有了显著增长，这点在广州被再次印证。以下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报告。
1748年9月6日，广州的荷兰大班试图把槟榔以3两每担的价格卖给十三行商谢文官。谢文官说他的出价不会超过2.7两每担，因为中国商船和澳门船只从交趾支那和暹罗运来了1.8—1.9万担的槟榔，此外还有一艘马拉巴海岸的船只也运来槟榔。
1756年9月7日，谢文官购买的干槟榔为2.2两每担，熏槟榔为1.7两每担，每担为122.5磅。中国商船从暹罗和交趾支那运来了大量槟榔使得其价格日益下跌。
1756年，1758—1759年，广州的荷兰人在给董事们的报告中一再指出“数量惊人”的槟榔被从交趾支那运送到这里。[29]
槟榔和米是18世纪湄公河三角洲最为重要的出口产品。“粟一榔二”，是18世纪的历史学家黎贵惇所引用的当地俗语。[30]如上所述，早在18世纪40年代，当地就有大量槟榔就被运至广州。
到18世纪，湄公河三角洲已有可观的土地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1836年的土地登记数据印证了这点。两大因素影响了19世纪30年代的槟榔生产。第一，明命帝镇压了1834—1835年的黎文
起义，导致当地劳动力大量外流；第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广州槟榔的价格只有18世纪的六分之一。[31]即便如此，1836年在南圻[32]六省用于经济作物生产的注册土地（这里的đâ't“土”并非生产稻米的“田”ruôṇg）当中，仍有56%的土地被用于种植槟榔。[33]美荻和永隆是槟榔种植特别集中的两省，其中美荻槟榔种植占76%，有23837亩；永隆达到100%，有30541亩。[34]
槟榔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并且需要优质的土壤和炎热的气候。槟榔在出口前需要加工，每公斤干槟榔需要350—500块鲜槟榔。[35]巴萨和交趾支那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干槟榔数量为8千—9千担，这意味着当地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被用于槟榔种植。
越南人无疑参与了这一生产。18世纪晚期的《抚边杂录》清楚地表明，槟榔生产是越南“南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抚边杂录》所述，阮主们曾向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移民。[36]
招募广南、奠盘、广义、归仁诸民有物力者从居于此，伐剪开辟，尽为平坦，水土肥沃，任民自占，植榔园、结屋舍，又收源头诸蛮人男女卖之，使为奴婢，自相配匹，产育成人，力田作业，以是致粟甚多。[37]
以上论述表明了湄公河三角洲劳动力招募和生产组织的一些主要方式。在更北面的潘郎地区，受到越南官员监督的占人统治者所控制的占人和高原人地区也生产槟榔，其产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占人的皇家档案[38]中保存了少量相关文件，包含潘郎地区1780年8月和9月（此两月为槟榔收获月份）槟榔贸易的征税方式，见表2。
表2 1780年潘郎地区槟榔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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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贸易数据包含了本地消费，但其贸易的可观性和持续性都表明其中相当数量应是为了满足外地需求。西山起义的著名领袖阮岳便是一个槟榔商人和归仁港附近的税吏。[39]
鉴于阮主政权极度缺乏劳动力，他们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曾积极鼓励中国人移民这一区域。在这一大背景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80年代中国的陈上川将军定居边和。他招募商人来此，使得边和成为一个繁荣的城镇。[40]17世纪晚期，湄公河三角洲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商业网络亦欢迎广东人和潮州人。[41]
虽然尚不清楚华人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18世纪（湄公河三角洲）的槟榔生产，但华人确实与一些著名的槟榔种植园（芙园）存在联系。[42]在边和附近的一个地名中，也可以找到潮汕人群体从事槟榔生产的痕迹。该地名被记录于19世纪早期的《嘉定城通志》中。这个小岛被叫作新潮州，据《嘉定城通志》记载“人事丘园，惟载芙蒌，叶繁茂，味香美，故独擅新潮芙蒌之嘉名云”[43]。
安东尼·瑞德称18世纪为华人之世纪。[44]18世纪中期对华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贸易和移民都至关重要。据范岱克的研究可知，18世纪60年代，有37艘广州十三行的商船常年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之间，其中85%的贸易都在此区域。[45]18世纪60年代边和绵延五里，而19世纪20年代的西贡仅绵延三里。[46]换句话说，18世纪的边和要比19世纪初的西贡大得多，这是一个以潮州人、广东人和闽南人为主的聚居区。[47]
六 胡椒生产之谜
17世纪，胡椒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交趾支那的顺化地区，但产量有限，好的年景约100担。[48]到18世纪，河仙地区的胡椒产量开始超过顺化，即便是在郑阮内战刚结束的18世纪初，河仙的年产量也有833担。[49]然而，上述产量也不能解释1767年三处港口出口的3297担胡椒，这一数量占当时东南亚对中国出口胡椒总量的17%。[50]这些胡椒，有84%来自交趾支那，但18世纪交趾支那的胡椒年产量却从未超过1000担。[51]
广州1777年的贸易记录进一步表明，来自交趾支那的胡椒可能不全是其本土生产的。当年八月的一份报告记录，一艘澳门船只曾从交趾支那带来了大量的胡椒。[52]当时的河仙和顺化都处于激烈的内战中，上述两地均没有能力生产任何用于出口的胡椒。到1786年，广州贸易纪录中再次出现“来自河仙的两艘中国商船带来了一批胡椒和锡，接下来还有其他六批”[53]。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此三处港口出口胡椒的原产地。河仙的部分胡椒可能来自如丁加奴等的马来诸港。[54]但我想通过探讨巴萨、河仙、贡布和尖竹汶之间的胡椒联系来进一步推进我的理论。
尖竹汶在19世纪早期以暹罗的主要胡椒产区而闻名，[55]但其生产则始于18世纪。据吴汉泉的研究可知，18世纪60年代，尖竹汶的华人家族经营着三十多艘船，这些船将胡椒运送至阿瑜陀耶，再由阿瑜陀耶的皇家大船运输至中国进行贸易。[56]施坚雅（Skinner）进一步指出，当时潮州人可能就已在暹罗东南部定居了，[57]虽然18世纪的暹罗流行讲闽南语。[58]最后，陈荆和指出，（当时）许多潮汕人已在暹罗东南沿海定居，由此形成了尖竹汶和达叻两个贸易中心，他们也从事走私和海盗活动。[59]
值得注意的是，尖竹汶（越南语作“真奔”）[60]和仝吝[61]在这一时期频繁地出现在越南文献上。[62]尤其是1810年的《暹罗国路程集录》，[63]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湄公河三角洲和暹罗东南部存在的重要联系。这本越南文献中提到了6条路线，其中3条均提及尖竹汶，而“陆行下路”[64]可谓是胡椒之路。湄公河三角洲的商人首先从海路抵达仝吝，然后再前往胡椒的产区——尖竹汶和春武里。[65]值得注意的是，克劳福德（Crawfurd）曾在19世纪20年代初特别指出：“在本季度内，真奔和仝吝是当地主要的商业港口，两地是胡椒、豆蔻和藤黄的主要产地。真奔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当地有大量从事胡椒种植业的华人。”[66]他还证实，在真奔、仝吝及其两地之间，有大量从事胡椒种植的中国移民。[67]上引的《暹罗国路程集录》中也指出，上述地区人口密集，胡椒和槟榔均在当地种植。[68]
这一地区的大量华人人口可能反映了18世纪末的现实情形。了解当地华人人口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各地征收的酒税和赌税。1809—1810年，尖竹汶的酒税和赌税在暹罗东南部地区所占比例最高。[69]因此，18世纪晚期，尖竹汶和仝吝很可能与贡布、河仙、巴萨和交趾支那处于同一贸易区，[70]这就意味着整个沿海地带可以被视为18世纪大陆东南亚的经济作物生产带。
七 为何华人的经济作物生产会出现在这一区域
如前所述，18世纪60年代的巴萨河地区是广州十三行商船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巴萨是一个自由的港口。在整个18世纪，越南人的控制都尚未延伸至该地。虽然据越南编年史记载，阮主的统治早在1757年便越过了巴萨河，但实际上仅控制了巴萨河上游的龙川和沙沥，而巴萨仍由一个高棉领主统治。郑怀德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该地“间有波忒府，原是高蛮民居，外除归高蛮属地”[71]。
1774年阮主政权的税收信息进一步证实，阮主的统治仅延伸至今天胡志明市一带。除了象征性的米税外，关卡税和市场税在巴萨地区并未征收。表3是18世纪60年代交趾支那对渡口和市场的征税清单。[72]
表3 18世纪60年代交趾支那的渡口和市场税
可以这样说，在“水疆”这一经济作物生产带上，哪条线路没有税卡，哪里就能繁荣起来。正如卡尔·特罗基所说，这是一个新的移民群体可以抵达并定居的时代，中央几乎没有任何干扰。此外，基于此原因，该地的商业因素被自然而然地纳入政治经济中来。[73]更确切地说，这些移民定居点是由商业主导，并围绕其进行组织。因此，在这个多族聚居区内经济作物的生产一开始就融入了海外市场。
在此背景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条来自广州的记录，即“巴萨位于交趾支那和暹罗之间”[74]。河仙繁荣的海外贸易很可能刺激了其东部和西部经济作物的生产，其西部的贡布、尖竹汶和东部的巴萨均发展起来。来自广州的中国商船首先抵达巴萨（其港口在摆草（Bai Xau））进行贸易，然后沿翁督（Ong Doc）和
蚝（Ganh Hao）河进入暹罗湾，从而避开哥毛[75]角附近的危险弯路。来自暹罗湾的商船和小船亦沿相同的路线进入南海。[76]从这个角度来看，巴萨繁荣的贸易是由往来于交趾支那、河仙、贡布[77]与泰国东南部的尖竹汶、仝吝等地之间的华商促成的。[78]
在这些产区之间，必然存在着大量往来的大小商船。1786年，一位法国传教士记录了18世纪60年代巴萨贸易的繁荣情形：“（当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商人或水手……停泊了大量的中国商船……现在数量太多……我数不过来，其数量比50要多，接近100艘。”[79]1987年暹罗湾的水下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点。在尖竹汶附近发现了很多沉船，由于承载了大量货物，这些船犹如一个个漂浮的商店。[80]
八 经济作物生产带的政治争斗
正如我们在广州贸易记录中看到的那样，该区域密集的经济作物生产吸引了更多的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的生产。这一地带是18世纪大陆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种植中心之一。这一认识为理解当地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初所发生的激烈政治斗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首先是1767年以前河仙与尖竹汶的关系。18世纪60年代，河仙国王鄚天赐与尖竹汶的统治者显然保持着友好关系。[81]到1767年，当郑昭攻占尖竹汶以后，河仙与广州的贸易随即受到影响。据1769年荷兰的报告，由于河仙局势动荡，4艘广州商船不得不折返或转向交趾支那贸易。[82]此前，河仙和尖竹汶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和贸易，共享繁荣。当一个来自北方的外人郑昭攻占尖竹汶以后，鄚天赐自然将他视作本地区政治经济平衡与秩序的破坏者。[83]1769年鄚天赐派陈大力领兵5万攻打尖竹汶。
越南国王嘉隆对该地区的执着亦可在此背景下来理解。他曾说：“朱笃、河仙疆界不下北城。”[84]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偏居越南西南一隅的朱笃和河仙无疑不能与越南北方相比。但对阮映这样一个曾驰骋于巴萨和曼谷之间并崛起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来说，这里并非一隅之地而是竞逐的中心。在这里他获得了丰富的产品和劳动力。在嘉隆说出此话后不久，他开始重新疏浚永济河，[85]以确保其能进入这一竞逐中心。正如他对参与此次工程的越南和高棉人发布的诏谕中所说的那样：“此河开凿工役至艰，国计边筹所关，不细尔等虽有今日之劳，而实有万世之利，其各胥相告，毋惮劳焉。”[86]
九 商业精英的变化与华人人口的构成
在18世纪晚期大陆东南亚的“水疆”地区，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对华人社区内的权力平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8世纪中叶以前，闽南华人群体在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暹罗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东南亚贸易开始由奢侈品、香料等商品转向大宗和经济作物商品，为潮州人与闽南人竞争提供了更好的优势。他们在经济作物生产上的优势加强了生产和贸易之间的联系。很可能是基于此种原因，潮州人开始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上风。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潮州作为主要港口的崛起。与之相印证，潮州最重要的樟林港就是在19世纪初崛起的。[87]
缅甸的入侵使得暹罗的闽南商业精英日益边缘化，他们曾在阿瑜陀耶宫廷担任要职。清朝从1781年郑昭访华就注意到了暹罗商业精英的这种变化。无论是朝贡形式还是给清廷附信中的用语都被认为如此不恰当，以至于皇帝批评这些使节“不懂礼仪和规则”。[88]巴达维亚的荷兰人甚至更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1778年2月，巴达维亚收到一封署名暹罗国王大祭司的来信。在荷兰人眼中，这封信“既没有使用暹罗的宫廷语言，也没有使用乡村语言，而使用的是曼谷或海滩的俚语，这是所有语言中最低级的”。在巴达维亚看来，这种形式的通信是对其政府的一种蔑视。[89]除了上述内容外，本次前往中国的暹罗使团还提出请求，即向广州商人求助寻找船长，使暹罗能够与日本开展贸易。正如中国台湾的学者所述，所有因素都表明，那些曾经控制海外贸易的闽南华商已离开暹罗王庭。[90]
大约10年后，由西山（起义）所引发的内战，使得交趾支那和河仙亦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华人（其中多数为闽南人）离开交趾支那和河仙而前往南方。例如，18世纪晚期，顺化华人商业区的人口急剧下降。1789年，当地登记有792位纳税人，6年之后仅剩60人。[91]据我们所知，丁加奴至少有两位华人领袖的家族是18世纪70年代从交趾支那和河仙迁来的。丁加奴华人甲必丹高玉成的家谱这样描述。[92]
这一家族来自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威利村（音译）。高玉成的祖父移民至安南的河仙。1771年，他们听说暹罗人正在攻打河仙，其祖父及其家族遂迁往丁加奴并最终于当地定居。
林氏家族也有类似的故事，其祖先曾在丁加奴州的华人社区担任“老爹”。
他们的祖先曾在安南生活，但在1773年安南发生动乱后逃离了当地。他们乘坐舢板逃离，最终抵达丁加奴。其团队庞大，只有三位女性，其他全是男人。他们随身携带了食物和贵重物品，其中两名妇女还用破旧的棉布将金叶绑在小腿上，就像瘸了腿一样。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在海上遇到强盗。[93]
华人于18世纪晚期的向外迁移或许改变了交趾支那经济作物的生产结构。1767年，交趾支那诸港出口10792担冰糖和1488担白糖，其质量也是全世界最好的。[94]要想生产如此之多的高质量产品，就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95]、牲畜[96]和资本[97]。到19世纪20年代，上述图景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克劳福德在其日志中曾提到：“交趾支那人既是种植者，又是加工者。与其邻国不同，由于他们没有华人的帮助，劣质的交趾支那糖排在暹罗、菲律宾和爪哇糖之后，不仅颜色深且颗粒粗糙。”[98]
据克劳福德所述，暹罗生产的糖是“印度最白和最好的，有超过60000担的糖被出口到中国、印度西部、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甘蔗种植人多为暹罗人，但制糖者始终是华人”[99]。
综上所述，到18世纪末，水疆的华人人口构成似乎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量闽南华人开始离开越南，移居马来半岛或暹罗或柬埔寨。而由于集合了经济作物生产和贸易网络方面的优势，潮州人逐渐边缘化了闽南人，导致华人方言群体分布重塑。这种模式的形成始于18世纪晚期。
[1] 本文宣读于李塔娜组织的第二次“东南亚的水疆国际研讨会”，（泰国普吉，2004年）。感谢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作者借此机会对原文做了修订。
[2] 本文作者李塔娜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荣誉高级研究员，译者汤逸辉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22级世界史专业（越南史方向）硕士研究生，成思佳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越南研究所副教授，审校者于向东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教授、越南研究所所长。另外，此文在翻译过程中亦得到郑州大学邱普艳副教授、华侨大学刘俊涛副教授和中山大学谢信业博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3] Carl Trocki，Chinese Maritime Expansion，Paper for Workshop“Southeast Asia：The Sea as Center”，Held by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February 2004，pp.28-29.
[4] 译者注：巴萨在本文英文原文中有时作Bassac，有时作Passack，此两种说法均指一地，且作者英文原文中对应有中文“巴萨”标注，故译者在中文译文中统一作“巴萨”。越南汉喃文献中则多写作“巴忒”，亦作“波忒”，至明命十六年（1835年）“改真腊巴忒府为巴川府”，当时张明讲等曾奏言“巴忒虽是藩地，而实界在安河两省之间，其地肥饶，鱼盐粟米之利甚溥，清人居聚以数千计，汉民杂处亦多，又有沱水两通海汛”。参见[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156，载《大南实录》十，（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5年版，第3697页。
[5] 一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曾指出，闽南人的组织极为封闭，他们不仅排斥广东和潮州人，也排斥那些来自非闽南地区的福建本省人。参见[日]今堀诚二《马来亚华侨社会》，刘果因译，槟城嘉应会馆1972年版，转引自[新]麦留芳《方言群认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版，第122页。新加坡华人学者如陈育崧和麦留芳均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6] 1744年和1750年的“明香登记簿”，手稿保存在越南会安文物管理局。这里有6人来自广州，4人来自苏州，1人来自江西，8人来自潮州。
[7] 会安的潮州庙宇最迟于1845年兴建，参见Chen Chingho，Historical Notes on Hoi An，Appendix 13，第145—146页；海南会馆建于19世纪70年代，参见Chen Chingho，Historical Notes on Hoi An，Appendix 13，第148—149页。
[8] 译者注：在不同历史时期，交趾支那有不同的政治含义和地理范围，本文所谓的交趾支那应指西方文献和语境中的交趾支那王国，相当于当时阮主政权的直接统治区，因此河仙和巴萨不属当时交趾支那的范畴。
[9] Li Tana，Nguyen Cochinchina：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Ithaca：Southeast Asian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98；Leonard Blussé，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stizo Women，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Dordrecht-Holland，Riverton-U.S.A：Foris Publications，1986；Edgar Wickberg，“The Philippines”，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ed.Lynn Pan，Singapore：Editions Didier Millet，1998，p.188；[新加坡]麦留芳：《方言群认同》，“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74年版，第44页；Li Tana，“‘Cang hai sang tian（沧海桑田）’：Chinese Communities.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kong Delta”，in Geoff Wade and James K.Chin ed.China and Southeast Asia：Historical Interactions，Routledge，2019，pp.264-278.
[10] Carl Trocki，“Chinese Pioneering the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Asia”，in Anthony Reid ed.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London and New York：McMillan Press，1997，pp.83-102.
[11] Li Tana and Paul van Dyke，“Canton，Cancao，and Cochinchina：New Data and New Light on Eighteenth-Century Canton and the Nanyang”，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Vol.1，Februayr 2007，pp.10-29.
[12] L.Blusse'，“The Umbilical Cord with the Nanyang：Chinese Shipping to Jav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Ethnic Chinese Merchants and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A History through Commodities”，Cornell University and Academic Sinica，Taipei，December 19-20，2005，pp.25-26.
[13] 译者注：此处交趾支那三港，应指上表中交趾支那、河仙和巴萨三处地方的诸港口。
[14] 1767年白银与西班牙元的兑换比率，参见[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4—5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15] Wong Lin Ken，“The Trade of Singapore，1819-69”，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XXXIII：December 4，1960，pp.240-242.
[16] Alexander Dalrymple，Oriental Repertory，London：East India Company，Vol.1，1808，pp.281-283.
[17] Puangthong Rungswasdisab，“Siam and the Contest for Control of the Trans-Mekong Trading Network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ies”，in Cooke and Li，The Water Frontier：Commerce of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Delta，1750-1880，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4，p.113.
[18] 参见[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第328页。
[19] 交趾支那与广州的贸易填补了这一空，到1772年，广州著名的西方商人聚集地——暹罗塔被更名为交趾支那塔。
[20] 在马来诸港中，丁加奴对交趾支那特别重要，它是18世纪中期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主要缘于其与英国的贸易。莱特船长在1789年曾指出：“丁加奴是一个马来港口，主要与中国贸易，生产胡椒、黄金和一些锡。它每年的出口额为3万西班牙元。”东印度公司的约瑟夫·杰克逊船长在1764年说：“在我看来，贸易为丁加奴带来的巨大优势似乎与科罗曼德尔海岸或马拉巴尔海岸相当甚至更为优越。”转引自Koo Kay Kim，Malay Society，Pelanduk Paperbacks，1991，pp.88-89，p.93。关于丁加奴与交趾支那的联系参见Li Tana，“‘Cang hai sang tian（沧海桑田）’：Chinese Communities.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kong Delta”，in Geoff Wade and James K.Chin ed.China and Southeast Asia：Historical Interactions，Routledge，2019，pp.272-273。
[21] 此为意料中的事，因为广州仅占巴达维亚贸易的一小部分，福建船长的主要贸易港一直都是厦门，而非广州。
[22] L.Blusse'，“The Umbilical Cord with the Nanyang”，p.25.
[23] David Bulbeck，Anthony Reid，Tan Lay Cheng，Wu Yiq，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Cloves，Pepper，Coffee，and Sugar，Singapore：KITLV Press and ISEAS，1998.The VOC reserved 海参trepangs，燕窝 edible birds' nests，琼脂Agar Agar，and 藤rattan for China trade.
[24] 译者注：“水疆”（Water Frontier）理论最早由李塔娜提出，该理论尝试以中国南海海域为纽带，期望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范畴和限制，将18—19世纪中期越南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同泰国南部（包括今马来半岛地区）、柬埔寨和中国华南地区作为一个商业贸易整体来审视和研究。
[25] Carl Trocki，Chinese Maritime Expansion，paper for workshop“Southeast Asia：The Sea as Center”，Held by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February 2004，pp.28-29.
[26] Anthony Reid，“A New Phase of Commercial expansion”，in Anthony Reid ed.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p.72.
[27] “Penang Register”，14th May 1828，quoted in Canton Register，Vol.1，No.25，June 1828.
[28] 克劳福德在19世纪20年代指出，槟榔产量最多的是苏门答腊，但其产品似乎更多地被运到印度而非中国。John Crawfurd，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 and Adjacent Countries，Repri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0.
[29] Paul Van Dyke，“Cochin China，Siam，Passack，Cankouw”，pp.2-3.
[30] [越]黎贵惇：《抚边杂录》卷6，（西贡）越南国务院特责文化处1973年版，第244a页。
[31] J.B.Chaigneau，“Le commerce en Cochinchine vers 1820，d'apres J.B，Chaigneau”，in G.Taboulet，La Geste Francaise en Indochine：Histoire par les textes de la France en Indochine des origines à 19，JEAN MAISONNEUVE Edition 1955，Vol.1，p.297.
[32] 译者注：本文英文原文作“Cochinchina”，但这里的“Cochinchina”应指当时阮朝的南圻六省之地，与文中之前所述“Cochinchina”在地理范围上存在差异，已包含了之前所述“Cochinchina”之外的河仙和巴萨两地，为便于读者理解和区分，故在此译作“南圻”，尽管这个词是19世纪才出现的。
[33] Nguyen Dinh Dau，ed.，Nam Ky Luc Tinh：Nghien Cuu Dia Ba Trieu Nguyen[Cadastral Studies of Nguyen Dynasty：the Six Provinces of the South]，Hochiminh City：Ho Chi Minh City Press，1994，p.145.
[34] Nguyen Dinh Dau，Nam Ky Luc Tinh，p.195 for Dinh Tuong and，p.199 for Vinh Long.
[35] 槟榔树平均需要七年才能结果，每棵树每年只结四簇果实，产出600—800颗槟榔。Truong Ngoc Tuong，“Nghe Lam Cau Kho va Trau Rang Truyen Thong o My Tho”[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f Betel Nuts Processing in My Tho]，in Xom Nghe va Nghe Thu Cong Truyen Thong Nam Bo[Traditional Village Handcrafts in Southern Vietnam]，Hochinminh City：Nha xuat ban Tre，2002，p.12.
[36] Li Tana and Anthony Reid，ed.，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e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1993，p.126.
[37] [越]黎贵惇：《抚边杂录》卷6，（西贡）越南国务院特责文化处1973年版，第243a页。
[38] 译者注：即潘陀浪王宫档案。关于该档案的情况介绍和研究可参见牛军凯《潘陀浪王宫档案与晚期占婆史研究——占婆王府档案再讨论与补编》，《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39] [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前编》卷11，载《大南实录》一，（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年版，第159页。
[40] [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6，载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41]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1674-1723，ed.Yoneo Ishii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pp.153-193.据这一日本史料记载，大部分前往柬埔寨贸易的商人都来自闽南和宁波。
[42] 陈践诚是19世纪后期顺化宫廷的重臣，其家族的一个分支就在18世纪定居芙园（Vuon Trau）。参见陈荆和撰《承天明香社陈氏正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4年版，第67页；1731年，由陈上川的儿子陈大定所率领的一支华人武装在芙园击败了一支老挝叛军，参见[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6，载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参见陈荆和《清初郑成功残部之移居南圻》下，《新亚学报》1968年第2期。半个世纪以后，华人组成的和义军亦在芙园附近袭击了西山军队，并杀死了一位西山将军。
[43] [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2，载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44] Anthony Reid，“Introduction”，in Anthony Reid ed.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pp.11-14.
[45] Paul Van Dyke，The Canton-Vietnam Junk Trade in the 1760s and 1770s：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the Dutch，Danish，and Swedish Records，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Commercial Vietnam：Trad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uth”，December 1999，Chart 5.
[46] 陈荆和：《清初郑成功残部之移居南圻》，第17页。
[47] 18世纪边和的中国会馆有潮州、广东和福州三种，没有闽南人的会馆，参见[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边和》。
[48] “A Japanese Resident's Account，1642”，tran.Ruurdje Laarhoven，in Li and Reid，ed.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en，p.28.
[49] [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5，载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90页；Nguyen Dinh Dau，Cadastral Studies of Nguyen Dynasty，Nam Ky Luc Tinh，p.204。除河仙外，其他省份的土地均未种植胡椒。1836年，河仙用于经济作物种植的土地占比达66%。
[50] Bulbeck，Reid，Tan and Wu，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Cloves，Pepper，Coffee，and Sugar，p.86.
[51] [越]黎贵惇：《抚边杂录》卷6，（西贡）越南国务院特责文化处1973年版，第201b—211a页。克劳福德指出“产于交趾支那中部某些地区的黑胡椒质量好，但产量较少，既不便宜亦没有足够的数量支持出口”。参见John Crawfurd，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Reprint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474。
[52] Paul Van Dyke，“Cochin China”，p.11.
[53] Paul Van Dyke，“Cochin China”，p.12.
[54] 见上引莱特船长在1789年6月的报告。
[55] 尖竹汶胡椒占暹罗全国总产量的90%，参见Viraphol Sarasin，Tribute and Profit：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p.178。
[56] Viraphol Sarasin，Tribute and Profit，p.164.
[57] G.William Skinner，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p.15.
[58] G.William Skinner，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p.40.
[59] 陈荆和：《鄚天赐》，第1551—1552页。
[60] [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前编》卷11，载《大南实录》一，（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年版，第153页。
[61] 译者注：此处英文原文作“Thungyai”，译者据《暹罗国路程集录》中文原文译作“仝吝”。参见[越]宋福玩、杨文珠辑《暹罗国路程集录》，陈荆和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1966年版，第71页。
[62] 参见[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2，载《大南实录》二，（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3年版，第329页；参见[越]宋福玩、杨文珠辑《暹罗国路程集录》，陈荆和校，第71页。
[63] 这本书在1810年被提交给嘉隆，其内容包含整个18世纪或更早的情况。
[64] 译者注：此处英文原文据中文原文意译得出，今据《暹罗国路程集录》中文原文，在中文译文中还原为“陆行下路”，见第33页。
[65] [越]宋福玩、杨文珠辑《暹罗国路程集录》，陈荆和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1966年版，第33页。
[66] The Crawfurd Papers：A Collec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Mission of Dr.John Crawfurd Sent to Siam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Year 1821，Bangkok：Printed by order of the Vajiranana National Library，1913；Reprinted Westmead：Gregg International，1971，p.105.
[67] John Crawfurd，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China，Exhibiting a View of the Actual State of those Kingdoms，First published 1828，Reprint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440.
[68] [越]宋福玩、杨文珠辑《暹罗国路程集录》，陈荆和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1966年版，第71页。
[69] B.J.Terwiel，Through Travellers' Eyes：An Approach to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Thai History，Bangkok：Editions Duang Kamol，1989，p.190.
[70] 由表1可知，巴萨、交趾支那和河仙出口的产品都可以在尖竹汶地区找到。据巴斯·特维尔（Baas Terwiel）所述，尖竹汶主要的出口产品有胡椒、小豆蔻、藤豆蔻、鹰木、动物皮、象牙、糖、烟草和咸鱼，参见B.J.Terwiel，Through Traveller's Eyes，p.187。
[71] [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3，载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46页；Yumio Sakurai，“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Pioneers”，in Water Frontier：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80，ed.Nola Cooke and Li Tana，New York and Singapore：Rowman and Littlefiel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4，p.42。
[72] [越]黎贵惇：《抚边杂录》卷4，第17a—20b页。
[73] Victor Lieberman，“Mainland-Archipelagic Parallels and Contrasts”，in Reid ed.The Last Stand，p.35.
[74] “Canton Records”，August 14，1766.
[75] 译者注：此地今越南文作Ca Mau，通常译为金瓯角。
[76] 这条路线上的每一站都清晰地记录在越南文献《暹罗国路程集录》中，见第35—36页。
[77] John Thomson，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and Chin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75，pp.159-160：“位于金边与贡布之间的地区很可能是当时柬埔寨王国最具生产力的区域。当地盛产大米，可以进行大宗出口贸易。棕榈糖则是本季增加的另一项重要商品。丝绸也被生产和制造成丰富的样式。……贡布位于暹罗湾南端附近的海岸上，靠近一条不易通航的浅浅小河，河口处有一带沙洲，迫使到港贸易的船只能在外面的航道上抛锚。贡布主要的商人无疑是华人。另外，华人亦生产大米、糖和胡椒，这些是当地出口贸易的主要产品。”
[78] 据阿蒂颂（Adisorn）所述：“在阿瑜陀耶陷落之前，春蓬（Champon）、猜亚（Chaiya）、洛坤（Ligor）、宋卡（Sungora）和春武里（Banpasoi）、罗勇（Rayong）、尖竹汶（Chantaburi）、仝吝（Tungyai）和古公（Kokong）之间的沿海网络是华商一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内陆的产品通过阿瑜陀耶或尖竹汶的皇家贸易运至中国。”参见Adisorn Muakpimai，Chantaburi：A Gatedoor of the Coastal Trade of Ayudhya in Eighteenth Century，International Workshop，“Core University Program”，Kyōto University and Thammasat Uniersity，Ayudhya，December，18-20，1995，p.8。
[79] “Journal de M.Levavasseur”，22 Avril 1768，quoted from Nola Cooke，“Water World”，in Cooke and Li，ed.，Water Frontier，p.153.
[80] Borankhadee Srikhram[Underwater Archaeology in Thailand]，Bangkok：Department of Fine Art，1987，pp.105-111，Quoted from Adisorn，p.14.
[81] Chen Chingho，“Mac Thien Tu and Phrayataksin：A Survey on Their Political Stand，Conflicts and Background”，Seventh IACA Conference Proceedings，Bangkok，Vol.2，1977，pp.1544-1545.
[82] “来自河仙的‘Wansay’商船于3日抵达，并最终带其全部货物原路返回。由于当地存在很多问题，这些货物不能卸货或出售。他发现有必要原路返回。……当地还有3～4艘舢板原本打算去河仙，有的已打算掉头返回，有的则转往交趾支那。”参见Paul Van Dyke，“Cochin China”，p.9。
[83] 1767年5月，郑昭抵达罗勇后，便遣使者携带其亲笔信前往河仙，寻求合作与帮助，使者抵达后受到热情款待；1767年6月，郑昭占领尖竹汶，当地统治者（Phraya Chantaburi）和其家族逃亡河仙，寻求天赐的保护；1767年11月，两位暹罗王子亦前往河仙避难。
[84] [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55，载《大南实录》三，（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第962页。
[85] 据米勒雷（Malleret）所述，19世纪初，越南人并没有挖掘新的运河，只是清理和挖深了湄公河三角洲的四条已有运河。转引自Nola Cooke，“Water World：Chinese and Vietnamese on the Riverine Water Frontier，from Ca Mau to Tonle Sap（c.1850—1884）”，in Cooke and Li，ed.Water Frontier，p.143。
[86] [越]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60，载《大南实录》三，（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第1006页。19世纪贡布地区产出的胡椒通过永济河运到港口，之后再运至西贡。参见Kitagawa Takako（北川香子），“Kampot of the Belle Epoque：From the Outlet of Cambodia to a Colonial Resort”，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ōto），Vol.42，No.4，March 2005，p.400。
[87] 陈春声：《樟林港史补证三则》，载《潮学研究》第二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88] （清）庆桂、董诰、德英：《清高宗实录》卷1137，第1781页。
[89] L.Blusse'，“Siamese-Dutch Relations and the Chinese Go-Between”，Paper to IAHA，Taipei，December 2004.
[90] 吴云龙：《14—19世纪暹罗华人的经贸发展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9页；据Dhiravat na Pombejra的研究，泰沙王（1709—1733年）统治时的财政大臣是一位与厦门有联系的华人。参见Dhiravat na Pomberjra，“Port，Palace，and Profit：An Overview of Siamese Crown Trade and the European Presence in Si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Port Cities and Trade in Western Southeast Asia，Bangkok：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Chulalongkorn University，1998，p.77。
[91] 陈荆和：《承天明乡社与清河庯》，《新亚学报》1960年第1期。
[92] 高氏家谱由黄裕端整理，感谢黄裕端分享这一文献。
[93]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年版，第12页；参见Alcoh Wong Yahow，“Catatan Mengenal Terenggnua Dalam Sejarah Negara Cina Dan Penempatan Swal Komuniti Cina Di Terengganu”，Seminar Darul Iman 2001，13-14 October 2001，p.47。
[94] 1750时Poivre对交趾支那出产的糖评价恰成对照：“糖是目前最赚钱的大宗。当地出产的白糖质量良好。冰糖颗粒细腻、透明且质量上乘。中国人购买了大量的糖，并将之在国内分销，赚取30—40%的利润”，见Li and Reid，p.93；与其同时期的Kirsop亦证实了这点，他说“这个国家生产的最好的商品就是糖”，参见Robert Kirsop，“Some Account of Cochin China”，in Dalrymple，Alexander（1737—1808），Oriental Repertory，London：Printed by G.Biggs，Vol.1793，pp.246-247。
[95] 在18世纪要生产如此质量和数量的糖与冰糖，必须要有相当密集的技术创新、资本投资以及中国的熟练工人。虽然我们并不清楚18世纪交趾支那蔗糖加工的细节，但同时期中国台湾的蔗糖加工可作为一个有用参照。根据这些记录，白糖和冰糖的加工与黑糖大不相同。后者的工序较为简单，只需少量空间和资金，可以由个体家庭在农村进行。与之相比，白糖和冰糖的生产则需要工场来提炼。这些工场通常比黑糖的生产场所要大得多，位于城镇中，通常由土豪和富商拥有与管理。参见杨彦祺《台湾百年糖纪》，台北：果实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96] 加工两公顷的甘蔗需要17头牛。
[97] 比如甘蔗的采购与运输，压榨机及其维护以及（糖）的生产时间。整个结晶的过程需要30—40天。参见Sucheta Mazumdar，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Technology，and the World Market，Cambridge，Mass &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8，p.165。在18世纪的台湾，这些大型企业通常有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即头家）或一个主要投资群体（即头家部）。另一种台湾和广东的资本聚集形式在交趾支那可能存在的更为广泛，即工人靠工作获得股份。参见Mazumdar，Sugar，p.326。在18世纪的交趾支那，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协会。这种协会以股份为基础，可包括不种植甘蔗的成员。该组织通常由2—5名成员组成，从多达50—100名种植者那里接收甘蔗。这些种植者“委托”他们加工甘蔗，并从中获得40%—50%的糖，而协会获得50%—60%。台湾的这种协会至少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在股东之间起草正式合同。这里还有更小的农民合作组织，由15—40名农民组成。在榨糖季开始时，出资人的代理人在蔗田附近设置压榨和加工设备。种植者被收取甘蔗产糖量的7%来作为加工成本，如果他们不能提供两头牛来操作，其费用会更高些。这些不同的组织共存于台湾中南部的甘蔗种植区。见同上；参见Carl Trocki，“The Chinese Maritime Expansion”。
[98] Crawfurd，Journal，p.474.
[99] Crawfurd，Journal，pp.42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