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信用

一 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渐形成。尤其是井田制的破坏，私田的兴起，各地相继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

春秋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不仅支持各国内部的商业活动，而且还沟通各国间的商业往来。管仲在齐国实行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处商以市井”，商人聚居于市场附近，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晋文公也曾采取扶助农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和“工商食官”等政策。

战国时期，商品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各诸侯国之间的物资交流日益广泛。商品的交换使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分享到百业兴旺的好处，“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过去较大的城市住户不过数千家，到战国时列国的大都市一般已达几万户之多。如齐国的临淄城就有7万户。

二 信用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货币用途广泛，可以买地、购物、交纳赋税、支付租金和工资等。金属货币携带、使用和保存更加方便，为借贷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井田制的瓦解，奴隶变成个体劳动的小自耕农增加，经济力量薄弱，一遇灾荒之年，便靠借债来解燃眉之急。一些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靠借贷做本钱，加之国家征税又在非收获季节，只好先借贷交账。这是借贷活动广泛开展的客观条件。

1.高利贷

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国语·晋语八》中说，晋国大夫栾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极），略（犯）则（法）行志，假贷居贿”。就是放高利贷蓄积财富。

战国时期，民间私贷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放贷成了职业活动。许多贵族、大商人从事高利贷剥削。放高利贷被列为大夫失德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放高利贷的不仅有富商，还有一些大贵族和大官僚。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就是一个高利贷者。他的封地在薛，养有食客三千人，他通过放债取息来供养这些宾客，一年“得息钱十万”，就是一年的利息收入超过10万钱。有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去他的封邑薛去收回贷款。临行时，冯谖问孟尝君要买什么回来。回答说买家中缺少的东西。冯谖到薛后，召集债户，要他们带借券来合券。来了以后，他就假传孟尝君的命令，将所有借券付之一炬，取消了债务，“民称万岁”。复命时，孟尝君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乃臣所以为君市（买）义也。”孟尝君很不高兴。一年以后，孟尝君罢政归薛，薛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此时，他方知冯谖“市义”的用意。

放高利贷的受害者，首先是小生产者。孟子主张农业赋税用助法，批评用贡法。助是徭役赋税，贡是实物赋税。孟子引龙子[7]的话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用助农，农民只管有公田劳动若干时候，而不问收获多少，经济上没有负担。贡法每年按固定数量交纳粮食，丰年时粮食多，政府可以多收而未多收；荒年时粮食少，政府应少收而未少收。结果农民辛苦一年仍交不起赋税，还要“称贷”就是借债来度日，有的因债务负担过重或破产或逼上绝路。

《管子·治国》分析了高利贷形成的原因及其结果，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但农夫终年劳作，却“不足以自食”。原因有四个：第一，农民的经济特点是“月不足而岁有余”，如果统治者征赋暴急无时，农民只得用“倍贷”来应付急征。第二，农时不能耽误，如果耕种时雨水不足，农民又要用“倍贷”来雇工抗旱。第三，农民在秋收时低价卖出粮食，到青黄不接时用加倍的钱买回粮食，这也相当于“倍贷”。第四，经常性的租赋、徭役等支出也相当于“倍贷”。以上四个原因中，后两个是比喻，前两个是真正的倍贷，即借贷的利息等于原借数，年利率高达10分。农民经常发生经济困难，所以很容易陷入高利贷的罗网。《管子·治国》的作者已经总结出了这一不可抗拒的规律。

受高利贷盘者不仅是平民，也有没落的贵族。战国时，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前314—前256）“为诸侯之所役逼，与家人无异”。他常向人借债，却无力偿还。债主来逼债，他就“上台避之，故周人名其台曰逃债台”。这就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

2.国家的信贷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为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了“弃债”等一系列利民和恤民政策。从公元前636年到前522年，先后实行取消人民对政府债务政策的国君有晋国的晋文公、楚共王、晋悼公、齐景公等。

在发生灾荒或歉收的年份里，各国还采取不同程度的休养生息政策。其中国家的信贷也是一项救济措施。晋悼公时，朝廷把国库里的积蓄都拿出来借贷，还要求所有的贵族也参与借贷。宋国于公元前544年发生饥荒，“宋平公出粟以贷，使大夫皆贷”，有些贷出的粮食甚至不记账。这些措施，都是朝廷以实物借贷的方式对老百姓的赈贷行为。

战国时期，各种放贷的利息差别较大，除了上面所讲的朝廷救济性借贷收取利息较低甚至不取息外，私人放贷的利息是很高的。《管子·轻重丁》中讲到齐桓公曾派人对富商巨贾放债情况做过调查，发现贷出的粮食利息高达10分，低的也有5分；贷出的钱利息高的有5分，低的有2分。于是有人主张用朝廷的借贷取代私人的借贷。[8]

到战国后期，文献中关于朝廷借贷的记载更多了。《秦律》中有不少关于百姓向官府借贷铜钱、粮食和各种用具的规定，若欠官府的债到期还不了，要被罚做苦工以抵债。干一天活算8个钱，直到还清为止。还规定官吏对官府的资金不得私自借贷，“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