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除黄金作为大额支付外，铜铸币盛行。与之相应，中国的货币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单旗于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属铸币流通，形成“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管子》则把当时已经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两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

一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史称单穆公[9]，曾为周景王和敬王的卿士，是春秋晚期的一位政治家。他最早运用子母概念阐述货币问题，提出子母相权的说法。他认为：流通流域应该铸造轻重不同的金属货币，或以重币，或以轻币作为基本的计价单位，并使轻重兼行、大小并用，从而可以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以更好地为商品交换服务。这一见解就是货币子母相权论。《国语·周语下》[10]中记载的《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是单穆公向周景王提出的劝谏记录。主要内容为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 年），东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关系经历了较大变迁，随着一些主要诸侯国国力的增强和相继称霸，东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已是形同虚设。周景王本身的处境，政治上，早已成为任凭诸侯国摆布的“傀儡”，经济上，国力复兴苦无良策，王室财用日渐衰竭，最终只能选择“铸大钱”，推行货币贬值政策，结果遭到单穆公的竭力反对。《国语》周景王铸大钱，是目前最早将铸币称为“钱”的例子。单穆公通过“子母相权”的论辩，提出了单位基准货币的确定及其根据、灾荒条件下“先王铸币说”的铸币起源论，以及货币职能及社会功能等货币理论问题。

关于货币的起源，单旗指出：“古者天灾降戾（至），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赈）救民。”这句话体现了单旗将灾荒铸币看成货币起源，他不了解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自发产物，而将它的产生归之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单旗所认为的起源是违背马克思从价值学说出发提出的货币起源论。事实上，从市场发展角度看，帝王“铸币”具有公法色彩，是超越民间市场主体的法权货币的最早形式。将其看成法权货币的“铸币起源说”[11]是可以的。

关于单位基准货币的概念。一个单位的钱币大小，体现了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对单位基准货币的要求。“量资币，权轻重”，是指国家在考查物资和货币之间比例关系的前提下，权衡货币的轻重。单旗用“轻重”来表达宏观经济状况，就货币的购买力而言，钱币的价值便“轻”，物价下跌，钱币的价值便“重”。在单一货币形态流通的情况下，就应当按照“子母相权”的原则，调整单位基准货币的重量。

单旗是以轻币、重币并存不废，使二者相辅而行的“子母相权”原则作为他反对景王铸大钱的理论根据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有一轻重大小合适的货币，使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从而便利人们交易与使用；但是，政府适应流通领域的这一要求而改铸轻币，或改铸重币作为新的计价标准单位时，却不应该废除流通中旧有的铸币，与此相关，也就产生了轻重并行、子母相权的必要性了。

单旗的子母相权货币论，作为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货币思想，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它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在他的子母相权论中，强调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认为“王权”的调节必须遵循客观的货币流通的要求，即应以现实的价格水平为准，而不能任意定其大小，也不应该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时贸然行事。

二 墨家的刀籴相为价论

墨家学派，从墨子开始就注意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商业、货币经济诸现象。《墨子》是墨翟及墨家学派的言行辑录，书中多处言及金，钱，刀，布。《墨经》是《墨子》一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经上》《经下》及解释它的《经说上》《经说下》，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墨家的著作。

《经下》说，“买无贵，说在仮（反）其贾（价）”。文字很简略，不易理解它的确切含义。《经说下》的解释：“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贱）。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刀币去购买粮食，刀币和粮食互相为对方的价格。粮食贵也就是刀币轻，即刀币的购买力低。反之，粮食贱也就是刀币重，即刀币的购买力高。君王铸造的刀币并没有变化，但购买到的粮食却有时多有时少。同一把刀币购买到的粮食数量年年不同，就好像刀币在年年变化一样。由此可以推知，“买无贵，说在仮其贾”的意思是买东西无所谓贵，因为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货币贱。

从货币理论上看，墨家的上述认知有一定的意义。墨家已模糊地认识到商品的贵贱不完全是商品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货币方面的原因。墨家已认识到货币、商品双方的交换能力成反比，一方的交换价值提高，就是另一方交换价值的降低；反之亦然。墨家认识到货币就是商品。王刀和谷物可以“反其价”“相为价”，因而货币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墨家没有认识到货币是一种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他们将商品交换等同于物物交换，将货币等同于商品，混淆了简单价值形态和货币形态。

三 《管子》的货币理论

《管子》[12]“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作”。管仲是《管子》基本经济概念的奠基者，书中保存了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经济及货币思想资料。《管子》对货币的起源、本质与职能、货币干预国家经济等均有阐述和分析。的货币理论主要见于《轻重》部分。

关于货币的起源，《管子》中表述如下：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上述材料中，《管子》所持的观点是“先王制币”说。“先王”观念是我国周朝以来普遍流行的一种统治思想，即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的兴作均托诸圣王贤哲的力量。这在货币起源理论上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说法，它模糊了货币的起源与商品交换的内在联系。

此外，《管子》还认为珠玉、黄金是货币材料，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货币本身是应具有价值的物品，只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稀少而贵重。这种多品位的货币制度，是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职能的要求相矛盾的。对于黄金，《管子·乘马》：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

它表明《管子》作者已懂得通过货币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已涉及了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问题。当然这些认识还是粗浅的，事实上商品价格高对生产并不一定都不利，如适当提高粮价就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社会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多数产品并不是商品，不和货币发生联系。《管子》作者赋予“黄金者，用之量也”以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只适用于同商品经济有关的那部分“事”和“货”。“黄金者，用之量也。”这是认为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货币价值论，实际是说货币自身只存在交换价值，本质上否定了货币本身是有固定的内在价值的。

《管子》对货币职能的基本看法，可以从以下材料中体现：

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13]

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14]

刀币者，沟渎也。[15]

从通施、通货、沟渎，可以看出，《管子》认为货币就是流通手段。尤其是沟渎的概括，即把货币看作是水流动的渠道，商品交换离开它就不能进行。这是一种贴近生活、比较深入的观察。

《管子》把货币的定义归结为流通手段，因而很自然产生货币数量论思想。《管子》的货币数量论是与他的“轻重论”相联系的，即“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16]，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增减会使商品价格发生正比例变化。

在对货币职能的认识上，《管子》对流通手段以外的一些职能，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对储藏手段，《管子》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所谓“蓄饰”，是指货币的储备，它是作为财富的代表被蓄积的。

关于支付手段，《管子》也颇多言及，包括财政上交纳和支付、借贷关系等。“士受资以币，大夫受资以币，人马受食以币。”[17]

虽然，《管子》对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认识是模糊不清的，《管子》还是非常重视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管子·国畜》中提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饰以御司命。”对于国计民生，粮食是基本的物资，但是，货币则是国家掌握粮食，干预经济不可缺少的有力工具。《管子》主张通过掌握货币及谷物以平衡物价和购买力，但不要求把物价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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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2]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 黄锡全：《先秦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戴建兵：《钱币学讲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8页。

[4]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5]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6] 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页。

[7] 龙子：古代的贤人。转引自方勇译著《孟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2页。

[8] 袁远福、缪明杨：《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9] 单穆公，名旗，春秋晚期政治家，曾为周景王和周敬王的卿士。卿士即周朝的执政大臣。

[10] 《国语》是一部西周到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资料汇集，系当时周王室和诸侯各国史官在这一很长的时期分别写作而成。

[11] 何平：《单穆公“子母相权”论与货币的层次结构》，《中国钱币》2019年第1期。

[12] 一般认为《管子》是假托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45）的著作，今本《管子》是由西汉末刘向根据收集到的各种《管子》版本和与《管子》思想有关的著作。

[13] 《管子·国畜》。

[14] 《管子·轻重乙》。

[15] 《管子·揆度》。

[16] 《管子·山至数》。

[17] 《管子·山国轨》。